第十九章第二节
果然我们四个在蠡园门口会了合。四只手在青石板上摆了又摆，终于还是松开了。她仰着脸看我，鬓角的碎发被风掀起，声音带着点颤：“别忘了噢。”我挥挥手，喉间像堵了点什么，只挤出句“放心吧”。转身往天下第二泉走时，后背总像有目光追着，直到拐过那道雕花木廊，才敢回头望——她还站在原地，身影被夕阳拉得老长，像株舍不得挪窝的柳树。
坐在泉水边的石凳上，泉水在石缝里淌出细碎的响，混着广播里阿炳的二胡，《二泉映月》的调子呜呜咽咽缠在耳边，听得人心里发潮。那天的日头落得慢，我们四个没怎么说话，就那么坐着，直到暮色漫过泉眼，才踩着满地碎金似的光，赶去了火车站。
五天后我打传达室过，老王头隔着窗户喊：“木子，有你信。”信封上手写的“无锡”两个字歪歪扭扭，墨迹却浓得发亮。拆开时，信纸带着股淡淡的香，像是她身上的肥皂味。
信里说，那天和小姐妹出门时，她还玩笑般说“今儿天好，准能撞上奇缘”，没成想真就遇上了我。“总想起在蠡园牵手的样子，”她写，“你的手心沁着薄汗，把我的手裹得滚烫，那暖意顺着指尖往心里钻，像揣了个小火炉。真盼着你能多待几天，让我们好好看看彼此。我总在想，要是能跟你守一辈子，该多好。”末尾抄了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我对着那几行字笑了笑。这姑娘，许是没咂摸透诗里的意思。心里悄悄叹，后面那句，其实不写也罢。
可字里行间的热乎气骗不了人，那分明是封情书。怎么回呢？现在交通是发达，几脚油门就到无锡，可那会儿不一样。公路虽通，却没有高速，更没有私家车，真要走到一处，怕是要在火车转车的颠簸里耗掉半条命。分居的苦，想想都让人脊背发凉。
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得该先应着，别把话说得太满，免得像接龙似的，接得太紧，反倒容易断。
过了星期天，吴伟良把照片送过来，说她俩的那份已经寄了。我把自己的那份揣回家，塞进五斗橱最上层的小抽屉，压在叠好的手帕底下，没再多想。
没几天，传达室又喊我。还是无锡的信，信封比上次鼓些。一拆，几张邮票“啪嗒”掉出来，印着牡丹，红得扎眼。信里说照片收到了，“你拍得真精神”，又追了句，“就是个子再高点就好了，1.78变1.88多好”，紧跟着又补了行括号里的字：“不过我也没见过1.88的男生，你这样算标准啦。”说照片上我俩看着一般高，“看来以后得羡慕人家穿高跟鞋的了”。
末尾写：“买了整版邮票，怕用不完，又怕你工厂在郊区买着不方便，给你寄几张，别多想。我猜你收到信的时候，我也该收到你寄来的信了吧？你寄了吗？盼着你的信呢。”
信纸捏在手里，沉甸甸的，像揣了块湿棉絮。我把信塞进工具箱，正发愣，小春师姐端着搪瓷缸子过来，看我眉头拧成疙瘩，笑：“咋了？失恋了吗？”
“没……”我挠挠头，“收到封信，不知道咋回，这第二封信都催上了。”
“拿来我看看，帮你出出主意。”
我把信递过去。她边看边咂嘴，末了抬头瞅我，眼神里带点打趣：“嘿，你可真行，走到哪惹到哪到处留情啊。你不是正跟电焊车间的兰英处着吗？出去游趟玩，又勾上个新的，跟我哥似的，典型的花花公子。”
我叹了口气。其实我也说不清“花花公子”到底是啥样，想来小春师姐也未必真懂，不然不会这么说。本想让她帮着拿拿主意，反倒挨了句呛，心里更不是滋味。
车间里的气锤还在“砰砰”砸着钢坯，震得窗玻璃嗡嗡发颤，铁屑混着机油味往鼻孔里钻。我把信重新折好，塞进工装口袋，指尖蹭过信封里邮票的硬边，像触到块烧红的铁，烫得赶紧缩手。小春师姐那句“花花公子”总在耳边转，我对着机油桶里自己模糊的影子扯了扯嘴角——镜中人满脸油污，眼白被熏得发黄，眼神里却飘着股说不清的茫然。
兰英昨天在食堂打饭，往我饭盒里悄悄塞了个肉包子。她戴的帆布手套磨出个洞，露出半截发红的手指，塞包子时指节都在发颤。我盯着那包子看了半天，油纸被油汁浸得透亮，沉甸甸压在饭盒底，像块秤砣坠着心。她从不跟我撒娇，更不会写“相守到永远”这样的话，可每次我下班，车棚里的自行车总被擦得锃亮，车把上系着她织的红绒绳，风吹过时，红得像团跳动的火苗。
裤兜里的信又硌了我一下。无锡姑娘的字写得活泛，笔画像初春的柳芽，使劲往纸上蹿。我总想起在蠡园，她指着廊檐下的燕子窝笑：“它们每年都回来呢。”眼睛亮得像淬了光，睫毛上还沾着点阳光的金粉。她寄来的牡丹邮票崭新发亮，边角挺括得没半点折痕，想来是从整版里仔细裁下来的。信里说“怕你买邮票不方便”，可她不知道，我们厂后大门口就是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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