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三节
第二年春天的风里还带着些微料峭，我们却已经踩着新翻的泥土气息，搬进了亮堂堂的新教室。北边的窗户一排到底，阳光能毫无遮拦地淌进来，在水泥地上铺开一块块暖融融的光斑。黑板上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红漆大字格外醒目，笔锋刚劲，像要把某种信念刻进每个人心里。
一个大班被拆成了两个班，六七十号人里还掺着几个留级的学长。我被分到了朱惠芬老师班上，隔壁二班是蔡老师带。朱老师站在讲台前，手里捏着花名册，开始点名叫人，安排座位。规矩是一男一女同桌，那时我私下猜，许是怕女生凑一起叽叽喳喳分心，男生扎堆又要吵嘴打架吧。
“……第二排第三桌，李可夫，葛玉娥。”
我顺着老师的话走到座位旁，却在看到葛玉娥时顿住了脚。她常年挂着两条亮晶晶的鼻涕虫，时不时吸溜一下，那模样让我打心底里觉得不舒服。为了顾忌葛玉娥的感受我抿紧嘴不说话，脸却沉得像块湿抹布，怎么也不肯坐下。
朱老师大约是从我拧巴的神情里看出了端倪，略一思忖，改口道：“那，这样吧，唐玉仙，你跟李可夫同桌。”
唐玉仙梳着两条整齐的短小辫子，衣裳总是干干净净的，我这才松了口气，挨着她坐下。刚把书包塞进桌肚，身后突然传来“咚”一声闷响，紧接着是同学们的惊呼和尖叫。
我猛地回头，只见后排地上，一个男生蜷缩着，嘴角淌着白沫，双手双脚不停地抽搐，样子吓人得很。朱老师脸色一变，快步走过去，蹲下身查看。“别怕，大家安静点。”她声音还算镇定，“他这是老毛病羊癫疯犯了，过会儿就好。”
老师说她家跟他家离得近，共用一个水龙头，所以熟稔。果然，没多大会儿，那同学就慢慢平静下来，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只是脸色还有些苍白。（后来小学毕业后很少遇见他，后来听说他在自家旁边的双溪河边小便突然病发掉河里去了，等人发现时，，，他是我同窗中第一个离开的，，，）
但经此一事，同学们看他的眼神都变了，带着怯意，渐渐没人愿意跟他玩，连话都少有人跟他说，仿佛那病是会传染的。
这一年，不光我们换了新教室，东栅老街也开始翻修石板路了。原先坑坑洼洼的旧石块被一块块撬起来，底下铺上了三合土——先是碎石，再是碎砖，最上面盖层细石子，浇上水泥抹平。可那时候政府手里资金紧，连碎砖都凑不齐，便跟学校商量，让每个学生交砖块。
这成了老师给我们下达的硬任务。同学们先是把自家园子里散落的废砖头搜罗出来，不够，就壮着胆子拆自家的园墙。街道上的工程停停打打，砖头还是差得远。后来，上课间隙，老师会带着我们去野外找，扒拉那些断壁残垣，捡能用的碎块。
我记得有一回，是袁老师带着我们。他女儿跟我们同班，人又随和，从不厉声训斥我们，脸上总挂着憨厚的笑，同学们都喜欢他。那天他领着我们绕到一处工地外围，瞅着没人，压低声音说：“快，捡几块就走。”我们像偷米的小耗子，慌慌张张揣了几块砖头塞进书包，心里又怕又有点莫名的兴奋。
可就是这样一个温和诚厚的好老师，没过多久，却突然也被卷进了风波里。
先是开批斗会，大会小会连着开，听着台上那些陌生的罪名，我总觉得他们说的不是那个会帮我们偷偷捡砖头的袁老师。后来，批斗变成了游街。有一次，我们班刚批完，袁老师就被拉着加入了镇上的游行队伍，袁老师是我们小学被批斗的对象之一。
游行的队伍快经过学校了，有人给袁老师戴上了纸糊的高帽子，用墨汁涂黑了他的双手。我看着他低着头，背脊微微佝偻，平日里温和的眼睛此刻像蒙了层灰，心里堵得发慌。
这时候，班里长得最高大的家住水产队的杨胜良，还有成绩最差的也是在我感觉里最脑残的杜佰林、泮世康，不知哪来的劲头，冲上去揪着袁老师的胳膊往前推搡。“住手！”我脑子一热，猛地冲过去，狠狠拽住杜佰林的胳膊，“关你屁事！放开他！”
杜佰林被我拽得一个趔趄，甩开我的手瞪着眼骂：“你疯了？他是坏人！”
我还想再拦，可杨胜良和泮世康死死揪着袁老师不放，他们人高马大，我根本拗不过。眼睁睁看着他们把袁老师推得踉跄着往前走，我攥紧了拳头，指甲几乎嵌进肉里，却只能站在原地，看着那顶晃悠的高帽子越来越远。
我没跟着去，独自走回空荡荡的教室，趴在冰凉的课桌上，脑子里乱糟糟的。为什么呀？那么好的老师，怎么就成了坏人？同学们怎么能那样对他？外公常跟我说，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要尊重老师。老师不就跟父母一样吗？
一直坐到游行队伍回校的喧闹声传来，我才慢慢站起身，拖着步子往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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