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深冬，某市妇产医院的走廊里，暖气烧得噼啪响，却总也驱不散那股子来苏水的刺鼻味儿。王建国蹲在产房门口的水磨石地上，手里的烟卷掐了又掐，终究没敢点着。他媳妇李秀珍已经在里头折腾了六个钟头，喊叫声从高亢到嘶哑，像一把钝锯子，来回拉扯着他的心。
走廊尽头的挂钟敲了十一下，午夜了。王建国揉揉发涩的眼睛，一抬头，看见个穿红棉袄的女人，正低着头，从走廊那头慢慢踱过来。
那红棉袄是那种老式的对襟样式，红得扎眼，像是用陈年血迹染过一遍又一遍。女人头发披散着，看不清脸，脚上是一双黑布鞋，走在瓷砖地上却没半点声响。王建国起初没在意，医院里啥人没有？可那女人就这么来回踱着，从西头到东头，再从东头到西头，像个上了发条的木头人。
第三次看见她时，王建国心里有点发毛了。他捅了捅旁边同样等着当爹的汉子：“哥们儿，那穿红衣服的，你认识不？”
那汉子抬头四下张望一圈：“啥红衣服的？没见着啊。”
王建国一愣，再转头，那红衣女人就站在十步开外的地方，还是低着头，一动不动。走廊顶上的日光灯管滋滋响着，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一直延伸到王建国脚底下。他忽然觉得那影子黏糊糊的，像是刚从血水里捞出来。
“护士！”王建国忍不住喊了一声。
值夜班的小护士从值班室探出头来：“怎么了？”
“那边那个女人......”王建国一指，话却卡在喉咙里——走廊空荡荡的，哪还有什么红衣女人。
小护士顺着他的手指看去，打了个哈欠：“先生，您是不是太累了？这层楼除了家属和医护人员，没别人啊。”
王建国心里不踏实，借口上厕所，溜达到了护士站。刚才那个小护士正在翻看值班记录，王建国装作闲聊地问：“咱们医院以前出过啥事没有？比如......穿红衣服的病人？”
小护士手里的笔顿了顿，抬眼看了看他，欲言又止。这时，旁边一个年纪大点的护士长接过了话茬：“这位家属，产房外面等着的，谁心里不紧张？别自己吓唬自己。咱们医院监控二十四小时开着，要真有什么可疑的人，保安早就来了。”
这话提醒了王建国。他找到医院保安室，好说歹说，保安才调出了那段时间走廊的监控录像。黑白画面里，只有他自己在走廊上走来走去，时而蹲下，时而站起，像个没头苍蝇。从头到尾，根本没有什么红衣女人。
“看吧，我说没有。”保安拍拍他的肩膀，“快当爹了，紧张是正常的。回去等着吧，别胡思乱想。”
王建国回到产房外，脑子却更乱了。监控不会骗人，难道真是自己眼花了？他想起老家奶奶说过的话：人要是在阳气弱的地方待久了，容易看见不干净的东西。医院这地方，生生死死的，谁说得清呢？
凌晨两点，产房里突然传出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王建国一个激灵站起来，差点摔着。不一会儿，护士抱着个襁褓出来：“恭喜，是个闺女，母女平安。”
王建国接过孩子，那小小的、皱巴巴的一团，让他眼眶发热。他跟着护士去了病房，李秀珍虚弱地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却挂着笑。王建国握着她的手，想说点什么，却哽咽住了。
安顿好妻女，已经是凌晨三点多。王建国趴在床边打了个盹，迷迷糊糊中，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盯着他看。他猛地睁开眼，病房门口，那个红衣女人不知何时又出现了。
这次她没有来回踱步，而是直挺挺地站在门口，头还是低着。王建国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他想喊，却发不出声；想动，身体却像被钉在了椅子上。
红衣女人慢慢抬起头来。
那是一张没有五官的脸，光滑得像枚煮熟的鸡蛋，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诡异的白光。她手里握着一把剪刀，锈迹斑斑的，刀尖上却闪着一点寒光。
王建国的心脏几乎要跳出嗓子眼。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在东北老家听过的传说：旧时候，有些接生婆手艺不精，或是跟产妇家里有仇，接生时故意使坏，害死了不少产妇和婴儿。这些接生婆死后怨气不散，就变成穿红衣服的“剪脐鬼”，专门在医院产房附近游荡，伺机害人。
红衣女人一步一步挪进病房，锈剪刀在她手里发出细微的摩擦声，像毒蛇吐信。王建国想护住妻女，身体却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她逼近婴儿床。
“不......”他从牙缝里挤出一点声音。
红衣女人在婴儿床边停下了，那张白板脸微微转动，像是在“看”着熟睡的女婴。她举起锈剪刀，缓缓伸向婴儿的脐带——
“滚开！”
一声嘶哑的吼叫。王建国自己都没想到，身体突然能动了。他抄起床边的暖水瓶，狠狠砸了过去。暖水瓶撞在墙上，炸开一团白雾。
红衣女人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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