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七月初七，黄历上写着：宜祭祀、作灶，余事勿取；忌开市、安床、破土。
阿文把最后一瓶红星二锅头灌进喉咙，火辣辣的感觉从嗓子眼一路烧到胃里。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画室里散落着几十幅无人问津的画作，角落里堆着半人高的废稿。窗外，大连港的灯火明明灭灭，像极了嘲笑他的眼睛。
三天前，林小雨走了，只留下一张字条：“你爱你的画胜过爱我，我认输了。”
五天前，京城来的画商指着他的心血之作《海魂》嗤笑：“这年头谁还看这种老掉牙的东西？现在流行的是波普，是前卫！你这画，白送我都嫌占地方。”
阿文摇摇晃晃地走出门，口袋里揣着一截麻绳。他本想在家自我了断，可转头一想，连房东都已经三个月没收到租金了，死在人家的房子里，多晦气。他决定去海边，去那个他曾经最爱写生的地方——老秃顶子悬崖。
夏夜的海风格外湿冷，阿文沿着陡峭的崖壁小路艰难前行。月光下的海面泛着诡异的银光，浪涛拍打礁石的声音像是某种古老的召唤。这条路他曾经走过无数次，为了捕捉日出时分海天交接的那一抹绯红。林小雨总是陪在他身边，带着用保温盒装好的韭菜盒子和绿豆粥。
“你就是太倔了，稍微迎合一下市场又不会死。”林小雨曾经这样劝他。
“你不懂，画是有魂的，我不能让我的画魂变得俗不可耐。”阿文总是这样回答。
如今，画魂还在，人魂却快要散了。
悬崖边上有一棵孤松，据当地老人说，那松树至少有三百岁了。树干扭曲遒劲，像是背负着无数岁月的老人。阿文曾经多次画过这棵松，却总觉得画不出它的神韵。
他选了一根较为粗壮的枝干，系好麻绳，打了个死结。正当他准备把头伸进去时，一阵强烈的海风突然袭来，吹得他几乎站立不稳。风中似乎夹杂着什么声音，不是海浪，也不是寻常的风声，而像是某种悠长的叹息。
阿文摇摇头，以为是自己醉糊涂了。他再次靠近绳套，那叹息声又来了，这次更加清晰，仿佛就在耳边。
“坐吧，年轻人，何必急着寻死呢？”
阿文猛地转身，四周空无一人，只有那棵孤松在风中微微颤动。
“谁？谁在那儿？”他喊道，声音被海风撕碎。
“我就在你面前。”
阿文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那声音不是从耳朵传来的，而是直接在他脑海中响起，苍老而沙哑，像是磨砂纸擦过老树皮。
“你...你是什么东西？”阿文颤抖着问。
“我是什么？我是这山崖的守望者，是潮汐的见证人。孩子，坐下来吧，我在这站了三百年，你这样的，我见过八十三个。”
不知为何，阿文竟真的坐了下来，背靠着孤松粗糙的树干。也许是酒精的作用，也许是极度的绝望让他不再恐惧。
“八十三个？都跳下去了？”阿文问。
“大部分都跳了，只有十一个没有。”老声音说。
“他们为什么改变主意？”
“因为他们听我讲完了故事。”
就这样，阿文和这个自称“松翁”的存在交谈起来。松翁的声音时远时近，有时清晰如耳语，有时又模糊如远方的潮汐。它讲述着三百年来在这片海域发生的故事：康熙年间渔民反抗朝廷海禁的悲壮，甲午海战后漂浮在海面上的清兵尸体，日本占领时期悬崖下堆积的冤魂，大跃进年代被砸碎扔进海里的庙宇神像...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五，有个和你差不多年纪的后生来这里寻死，”松翁说，“他叫陈海生，是个渔夫，老婆跟人跑了，老母病重无钱医治。他站在这里哭了半宿，最后还是跳了下去。”
“然后呢？”阿文问，他已经完全被故事吸引。
“三天后，他老婆回来了，说是被那人骗了，后悔不已。半个月后，他老母咽了气，死前一直喊着他的小名。”
阿文沉默了。
松翁继续讲述：“一九七一年秋天，有个女知青来这里，怀了大队长的孩子，却被抛弃。她在这里坐了一夜，听我讲完故事后，把围巾扔进了海里，自己回去了。后来她考上了大学，成了医生。”
“你怎么知道她后来的事？”
“因为所有从这里离开的人，都会留下一部分魂儿在我这儿。我能看见他们后来的人生。”
阿文打了个寒颤，酒醒了大半。
“你骗人，”他突然说，“如果你真的存在，为什么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书上没有记载？”
松翁笑了，笑声像是风吹过松针的沙沙声。
“谁说没有记载？《辽东南怪录》里就写过‘旅顺口外三十里，有崖生孤松，能言语，解人忧’，只不过现在的人谁还看这些老古董？再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听见我说话，只有心死之人，才能与我相通。”
阿文沉默了，他想起自己奶奶生前曾经讲过的一个故事，说老家山上有棵会说话的树，但只有快要死的人才能听见它的声音。当时他只当是乡下人的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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