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天色沉滞如铁，那年冬天的雪下得格外早。十一月初，窗外已是一片白茫茫。阿泽住在汽修厂老旧家属楼的五楼，五十平米的出租屋里，他盯着手机上那条突然弹出的通知：“本市即日起实施封闭管理，初步预计14天。”
“操。”他喃喃道，手指无意识地滑动着购物APP界面，上面的配送时段全灰了。
阿泽是汽车厂技工，厂子停工后，他一个人困在这间屋子里已经十七天。原本说好的14天隔离一再延长，冰箱渐渐空了，最后只剩下一包挂面，半袋米，还有老家母亲年前寄来的一块腊肉——黑黢黢的，硬得像木头，他一直没舍得吃。
封闭第二十一天，楼下开始有人穿着防护服配送物资，但总是先到单元楼里那些有老人孩子的家庭。独居青年被排在了最后。
“我也要吃饭啊。”阿泽在业主群里发了一句，很快被刷屏的抱怨淹没。
那天晚上，他做了个梦，梦里是已故的奶奶。奶奶在世时总爱讲那些老掉牙的民间故事，特别是关于“大仙”的——在东北民间传说里，成了精的动物被称为“大仙”，尤以胡（狐狸）、黄（黄鼠狼）、白（刺猬）、柳（蛇）、灰（老鼠）五大家仙最为常见。奶奶说，遇到大仙，要恭敬，它们懂得报恩，也记得仇。
醒来后，阿泽莫名想起梦中奶奶的一句话：“人啊，走投无路时，不妨信点啥。”
他鬼使神差地走到厨房，取下那块悬挂已久的腊肉。腊肉黝黑发亮，肥瘦相间，透着松木和时光熏烤出的香气。他搬来凳子，将腊肉小心翼翼地放在窗外冰冷的窗台上，双手合十，学着奶奶当年的样子喃喃：
“路过的大仙，家里没什么好东西，这块腊肉您尝尝，若能帮衬帮衬，阿泽感激不尽。”
说完他自己都笑了——三十出头的大小伙子，居然信这个。
然而第二天清晨，他被手机震动吵醒，物业群里通知新一轮物资配送还要等两天。沮丧地走到窗前，他愣住了。
腊肉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小堆新鲜蔬菜：两个土豆，一根胡萝卜，还有几颗饱满的大白菜，上面甚至还带着泥土。
阿泽猛地推开窗户，寒风灌进来，他打了个哆嗦。蔬菜真实地摆在窗台上，旁边还有几个细小、似爪非爪的印记留在薄雪上。
“谁放的？”他探头往下看，五楼的高度，外面光滑的墙面，根本不可能有人爬上来。
接下来的三天，阿泽陷入了一种奇异的实验心态。他放上一包所剩不多的香烟，第二天变成了一板鸡蛋；他放上半瓶白酒，隔天窗台上有了一小袋面粉。交换总在夜里完成，悄无声息。
封闭第三十五天，楼上邻居敲门，一个面色焦黄的女人：“兄弟，家里孩子发烧，退烧药能匀点吗？我拿方便面换。”
阿泽没有退烧药，他忽然想起什么：“我试试看，明天给你信儿。”
当晚，他把珍藏的一盒巧克力放在窗台，低声念叨：“大仙，这次不要吃的，想要点退烧药，孩子生病了。”
第二天，窗台上赫然放着两盒连花清瘟胶囊和一板布洛芬。
女人拿到药时，眼泪直接掉了下来：“这情分我记着了。”
阿泽没敢说药的来历。
疫情中的长春，谣言比病毒传得还快。社区工作人员在群里严肃警告：“严禁以物易物，防止交叉感染。”还有人说看到奇怪的动物在小区流窜，怀疑携带病毒。
阿泽开始害怕了。他不再供奉，窗台空了两天。可家里存货渐渐见底，饥饿感啃噬着他的理智。
“就最后一次，”他对自己说，“换点米面就行。”
那天晚上，他放上自己最后的值钱东西——一块父亲留下的老手表。然后，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亲眼看看。
凌晨两点，他蜷缩在窗帘后的角落里，窗户开了条缝，凛冽的风丝丝渗入。他裹紧羽绒服，努力不发出声音。
大约三点钟，窗外传来细微的抓挠声。几只毛茸茸的身影顺着楼外水管灵巧地爬上来，在窗台站稳。月光下，阿泽看清了——三只黄鼠狼，两只大的，一只小的，像一家三口。它们后腿直立，如同小人般站着。最大的那只脖子上有一圈明显的白毛，像个领子。
它们围着那块手表转悠，用鼻子嗅着，前爪笨拙地碰触表盘。然后，白毛黄鼠狼发出轻微的吱吱声，另一只较大的从背上——不知怎的竟背着个小布包——抖出一袋真空包装的大米，小心放在窗台。
就在这时，那只小黄鼠狼被手表的反光吸引，凑得太近，一脚踩空，从窗台边缘滑了下去！
“吱——”一声惊慌的尖叫划破夜空。
千钧一发之际，白毛黄鼠狼闪电般伸出前爪，抓住了小的尾巴，自己也差点被带下去。另外那只急忙咬住白毛的后腿，三只黄鼠狼险象环生地在五楼高空摇晃。
阿泽来不及多想，猛地拉开窗户，伸手一把捞住了小黄鼠狼的身体。毛茸茸、温热的一团在他手里颤抖。他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全部拉回安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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