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柱那天没出来跟我们玩，据说吓病了，发烧说明话。
事情还没完。
接下来几天，胡同里接连发生怪事。张叔家晾在院子里的白衬衫半夜被染上了红色手印；李家孩子的布鞋第二天早上被发现泡在红色糖水里；最吓人的是，每晚十二点，那“冰——棍——儿——”的叫卖声准时响起，而且越来越近，有时仿佛就在你家窗外。
恐慌像瘟疫一样在胡同里蔓延。
大人们开始暗中商议。一天晚上，我听见爷爷和几位老街坊在屋里低声说话。
“二十多年了，她还是放不下。”这是李奶奶的声音。
“当年的事，咱们确实有不对的地方...”这是我爷爷。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得想个办法，让她安息。”
“要不，请个道士？”
“不行，”李奶奶立刻反对，“那是封建迷信，被抓到可不得了。再说了，周玉芬不是恶人，只是心里有怨气。”
最后，他们决定去找老周太太的儿子。几经周折，终于在邻市找到了他。他如今已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听说此事后，起初不愿回来，经不住老街坊们的恳求，最后还是答应了。
他回来的那天，带了一个纸盒，里面装着他母亲生前最爱穿的一件灰色外套和一张泛黄的照片。
那天晚上，胡同里所有人家都在门口点起了一支白蜡烛——这是李奶奶的主意，说是在东北老传统里，蜡烛能指引亡魂找到归路。
午夜十二点，叫卖声再次响起，但这次，声音里少了几分凄厉，多了几分哀伤。
老周太太的儿子——我们该叫周叔——站在胡同中央，手里捧着那件旧外套，声音哽咽：“妈，儿子回来看您了。儿子不孝，这些年都没给您上过坟...”
他絮絮叨叨说了很久，说到他这些年的悔恨，说到他如今已成家立业，说到他希望母亲能够安息。
说到动情处，他跪在了地上，泪流满面。
突然，所有的蜡烛火焰同时向一个方向倾斜，仿佛有一阵风吹过，但那晚其实一丝风也没有。
周叔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抬起头，对着空无一人的胡同深处说：“妈，走吧，别留在这儿了。儿子带您回家。”
说来也怪，自那以后，胡同里再也没响起过那苍老的叫卖声。
老周太太的儿子后来把她的遗骨从铁岭迁走，与她丈夫合葬在一起。每年清明，他都会回来扫墓。
多年后，我大学毕业，回到铁岭老家整理旧物，偶然翻到爷爷留下的一本笔记本。里面有一页记载着1972年夏天的事：
“周玉芬投井那晚，其实来找过我。我当时怕惹麻烦，闭门不见。后来听说，她不是为了儿子求情，而是想卖完最后一批冰棍，凑够钱赔偿厂里的损失...那批冰棍，据说她尝试用红糖水制作，因为红糖比白糖便宜...每想及此，心中愧疚难当。”
合上笔记本，我望向窗外。那条胡同如今已经改建，铺了柏油马路，装了明亮的路灯。孩子们在楼下嬉戏，再也不会有那种老式冰棍的叫卖声响起。
但我有时还是会想，老周太太的鬼魂之所以徘徊不去，也许不只是因为儿子的不孝和邻里的冷漠，更是因为她那份最后的心愿——卖完那批红糖冰棍，凑钱弥补儿子犯下的过错——永远无法实现了。
有些遗憾，比死亡更加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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