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我害怕...”他哽咽着说。
我架起他的一条胳膊：“怕个球，有哥在。”
继续往外跑的时候，我总觉得背后有东西跟着，不是脚步声，而是一种细微的、像是许多人同时在低语的声音。
终于看到洞口的光亮，我们拼命冲出去，外面的冷空气灌入肺中，从未感觉如此清新。
王连长和其他人围上来，看见我们狼狈的样子，都愣住了。李队长简单汇报了情况，王连长的脸色越来越沉。
“全部回去，今天的事不许对外说一个字。”他命令道。
第二天，厂里就派人封死了西三段巷道，对外只说地质不稳。我们三队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不得透露那晚的经历。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赵小军当晚就发高烧，胡话不断，医院查不出原因。老张头从此沉默寡言，常常一个人对着墙发呆。
最糟的是李队长。他变了个人，不再爱说爱笑，常常一个人翻看厂志，一看就是半天。有一次我去办公室找他，看见他正对着一页厂志发呆，上面记载着日伪时期在这片土地上处决了数百名抗日志士和无辜百姓，其中包括一支试图破坏日军设施的游击队队员和他们的家属，最小的只有八岁。
“建设，你说人死了，魂儿真的会留在世上吗？”他突然问。
我不知怎么回答。
一周后，李队长找到我：“建设，我打算今晚再下去一趟。”
我惊呆了：“你疯了？洞口都封了！”
“我从老通风口进去，我知道一条小路。”他眼神坚定，“我查了资料，1943年冬天，鬼子在这里处决了三十多人，尸体就埋在附近。我总觉得...他们是不是还困在那里？”
我本该阻止他，但鬼使神差地，我说：“我跟你去。”
那晚，我们偷偷溜进防空洞，从一条废弃的通风管道爬进去，重新回到西三段附近。封堵的水泥墙立在那里，冰冷而沉默。
李队长从包里掏出几支香点燃，插在墙前的土里。然后又拿出一个小本子，开始低声念诵他抄录的遇难者名字和生平。
“王大山，抗联第三支队战士，28岁；李秀英，地下交通员，25岁；周小虎，8岁...”他的声音在空洞的隧道里回荡。
我站在他身后，举着手电。忽然，手电光闪烁起来，墙上那些影子又出现了，但这次，它们不再扭曲挣扎，而是静静地立在那里。
空气中那股铁锈味淡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异的、像是雨后青草的气息。
对讲机突然又响了，但这次不是求救，而是一声清晰的“谢谢”，接着是一段我们听不懂的、像是祷文的话，最后归于寂静。
墙上的影子慢慢淡去，最终消失了。
李队长长长吐出一口气，我看见他眼中闪着泪光。
“他们只是想要有人记住，”他轻声说，“没有人应该被遗忘，无论是活着还是死了。”
我们默默离开，再也没有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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