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的夏天，蛤蟆屯的空气里飘着老杨树絮子，粘稠得像糖水。那时候，我刚满十一岁，正是人嫌狗不待见的年纪。屯子西头那座废弃多年的砖窑，成了我们几个孩子眼里最神秘的宝地。
砖窑立在乱草丛生的土坡上，像个巨大的坟包。窑门黑黢黢的，远远看去就像一张要吃人的大嘴。屯里的老人从不去那儿，连放牛的都绕着走。可越是禁忌的地方，对孩子就越有吸引力。
那天晌午，日头毒得能把人晒脱皮。我、狗蛋和翠花蹲在树荫下扇扇子，狗蛋忽然说：“敢不敢进砖窑里瞅瞅？”
翠花吓得直摆手：“俺不去！俺奶奶说那地方邪性，早年埋过人哩！”
我嘴上说着“有啥好怕的”，心里却直打鼓。关于砖窑的传说，屯里没少流传。说是五八年大跃进时候，为了赶工烧砖支援建设，连着干了三天三夜，结果窑顶塌了，埋了七八个人在里面。从那以后，就常有人听见窑里有动静，像是还有人在那儿干活。
狗蛋激我：“铁柱，你不是总吹自己胆大吗？咋的，怂了？”
我哪受得了这个，脖子一梗：“去就去！谁怂谁是狗！”
我们仨偷偷溜出屯子，踩着滚烫的土路往砖窑走。越近越觉得凉飕飕的，明明是酷暑天，砖窑四周却像另一个季节。窑口的杂草比人都高，黑乎乎的洞口往外冒寒气。
狗蛋捡起一块石头往窑里扔，好半天才传来一声闷响。“里头挺深啊。”他声音有点抖。
我咽了口唾沫，第一个钻了进去。
窑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空气里有股霉味和别的什么说不出的怪味。我们手拉手慢慢往里走，眼睛好不容易才适应了黑暗。窑壁上的砖块歪歪扭扭，像是随时会塌下来。
“咱回去吧，”翠花带着哭腔，“俺害怕。”
就在这时候，深处传来一声咳嗽。
我们仨顿时僵住了。那咳嗽声又老又哑，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
接着是吱呀吱呀的声音，像是独轮车在慢慢推着走。
狗蛋声音颤得不成样子：“谁、谁在那儿？”
没人回答，只有那推车声越来越近，还夹杂着沉重的喘息声。我突然觉得冷，不是普通的冷，是那种钻进骨头缝里的阴冷。
翠花突然尖叫一声，指着窑壁：“墙上有人脸！”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吓得魂飞魄散——那砖墙上，不知怎的浮现出一张扭曲的人脸轮廓，眼睛的地方是两个深坑，嘴巴张得老大，像是在无声地呐喊。
接着，旁边的墙上也浮现出更多面孔，有的痛苦，有的愤怒，有的绝望。整座砖窑突然活了过来，四面八方的墙壁都在蠕动，那些脸像是要挣脱出来。
推车声就在我们身后了。
“跑啊！”我大喊一声，拉着翠花就往外冲。
那是我这辈子跑得最快的一次，心脏快要跳出嗓子眼。身后的推车声紧追不舍，还夹杂着断断续续的咳嗽和呻吟。我不敢回头，拼命往洞口那点亮光处跑。
冲出窑洞的刹那，刺眼的阳光照得我睁不开眼。我们仨一直跑到能看见屯子的地方才敢停下，一个个瘫在地上，上气不接下气。
那天晚上，我就发起了高烧。
娘说我烧得胡说八道，一个劲地喊“别追我”、“我不是故意的”。屯里的赤脚医生来看过，打了针，吃了药，就是不退烧。
第三天，我迷迷糊糊中听见娘和爹在门口小声说话。
“孩子是不是撞邪了？”娘带着哭音。
爹叹了口气：“明儿个我去请二舅爷来看看吧。”
二舅爷是屯里最年长的老人，年轻时就在那砖窑干过活。第二天他来了，坐在我炕头，用粗糙的手摸我额头。
“娃娃吓掉魂了，”二舅爷说，“得叫魂。”
他让我娘准备了三炷香、一碗清水、一件我的旧衣服。夜深人静时，二舅爷带着我爹去了砖窑。他们在窑口烧了香，爹拿着我的衣服喊：“铁柱，回家喽！”
二舅爷应着：“回来喽，回来喽！”
如此喊了一路，直到家门口，娘迎出来：“铁柱回来啦？”二舅爷答：“回来啦！”
说也奇怪，经过这一番折腾，我的烧竟然真的退了。
病好后，二舅爷来看我，坐在炕沿上抽旱烟，烟雾缭绕中，他讲起了砖窑的往事。
“五八年啊，”他眼睛望着窗外，像是能看回过去，“全国都在大跃进，咱们屯也接了个大任务，一个月内烧出十万块砖。那会儿我是窑工组长，带着七八个后生没日没夜地干。”
“窑火整整烧了七天七夜没停过，人都累脱了相。后来上面又说要提前完成任务，逼着我们加快进度。我记得清楚，那是农历十五，月亮圆得像银盘子。窑里热得能烤熟地瓜，王会计说再烧怕是要出事，可没人听他的。”
“后半夜，窑顶开始掉土渣子，我喊大家快出去，可已经晚了...”二舅爷的声音哽住了，猛吸了几口烟，“轰隆一声，半边窑顶塌了下来，把六个人埋里面了。我命大，刚好出去撒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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