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号，她接到姐夫打来的电话，说已经为祖孙三人买好十四号晚上，从西京出发经停J城的卧铺票，问她十五号早晨能不能接站，送祖孙三人回银城。
她想都没想马上答：“可以，当然可以。这趟车到J城的时间，刚好能接上J城去银城那趟慢车的时间，我到时提前买好四个人的票，接了他们直接在站内转车。”
姐夫很高兴，说：“那就辛苦你了。兴平那边我已经安排好，有人送他们到西京上车，你放心！我跟你姐一月二十六号坐海口直飞J城那趟航班回J城。”
放下电话她就兴奋地开始数日子，似乎从放下电话那一刻起就要过年了，搞得办公室里正在写年终总结的同事们也都如坐针毡，有点儿坐不住了。
十五号早上八点，她到火车站，去售票处买了四张八点半发车，J到靖远经停银城的慢车票，进站后找到爸爸妈妈坐的那趟车停靠的站台。眼巴巴看着列车缓缓进站，急不可耐地走到二号车厢门口跟着往前跑，直到列车一个急刹车，停稳了。
列车员打开车门放下踏板的瞬间，她看到了扶着行李箱站在车门口的父亲，以及紧跟在父亲身后，拉着婷婷手的母亲。
她一边叫着“爸、妈”，又答应着婷婷，一边从父亲手里接过拉杆皮箱，从母亲身上解下挎包，当她准备接下婷婷背后背着的小提琴的时候，已经长高，到她耳垂的婷婷说：“小姨，不重，我自己可以背。”父亲也说：“你让她自己背，这些全都是她的东西，我跟你妈几乎啥也没带。”她这才发现，从母亲身上解下的其实是个硕大的超级沉重的双肩书包。父亲接过那个沉重的大书包，说：“这个还是我来拿吧。”
她一手拉着皮箱，一手挽着母亲，婷婷扶着皮箱紧跟在她旁边，父亲拿着大书包，吃力地走在最后，四个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艰难地往四号站台移动。
等上了车，安置好行李，她擦着头上的汗，说：“爸、妈，幸亏你们明智，啥也没带，要不你们老的老小的小，带这么多东西，可咋办？”
父亲嫌弃地说：“你大姐么，遥控着指挥我们给婷婷带这个带那个，我跟你妈一商量，我两个就啥也别带了吧。”
母亲说：“这算啥？文化大革命大串联那会儿，满车厢塞满了人，只能从窗口爬上爬下，我一个人带着你三姐回老家，还背了一袋五十斤的面粉呢。”
她笑着说：“要不，妈，等寒假过完，再回S省的时候，你背一袋银川大米回去？”
妈妈面露恐惧之色，说：“现在不行了，背不动了。”
父亲好像气还没消，不说话，也不笑。
她拿出背包里昨天晚上下班去买的点心、零食、水，和洗干净的水果，摆在小桌上，说：“爸、妈，婷婷，赶紧吃，吃完等下下车我就不用背了。”
妈妈看着她，心疼地说：“你怎么还背了这么多东西？我们也不饿，一会儿就到家了，到家再吃都行。”
她笑着说：“这跟你那一袋面粉比，哪个重？妈，你一天光顾着心疼别人，咋不心疼心疼自己呢？”
爸爸这会儿回过神儿来，看着她的眼光满是爱宠和信赖，对婷婷说：“婷婷，你昨晚在车上不是说饿吗？赶紧吃，吃了，等下你小姨就不用背那么重了。”
这时，绿皮车缓缓开动，慢慢出站，一座一座连绵不尽的荒山秃岭次第扑面而来，告诉他们，这是回家的路。家，就在那更深更远的山凹凹里。
每次走这段路，她都会想：“父亲平反那会儿不知是怎么想的，把他们一家人带到了这里？从皖南到上海再到西京，最后到银城，看似国家的安排，命运的捉弄，是不是终归还是父亲的选择？”她没问过父亲，因为那样的疑问更像是指责，所以也没机会知道答案。
她还记得十岁那年，转学到J城的第二年，语文课上学了鲁迅的《闰土》，老师布置作文，题目《我的故乡》。她在作文里写到所来处清幽幽的小河，河岸边的垂杨柳，春天折迎春花、挖野菜，夏天采黑星星、烤知了，秋天掰玉米棒子、拾麦穗，冬天在河面上滑冰在房檐下嚼冰凌子，那是她第一次体会到“怀念”这种情感，“乡愁”由此生根。所以成年后她又回到“故乡”读了四年书。
十点钟，列车到站，她扶老携幼下了火车，出站再上公交车。还好，始发站，没有人，她可以从从容容拿着行李上车，安排爸爸妈妈和婷婷坐稳，再去买票。
十一点半到家，二姐、姐夫已经快做好中饭，两个外甥女无缝衔接玩在一处，小外甥女羡慕地摸着姐姐的琴盒，婷婷大方地拿出小提琴开始表演，饭菜全部上桌，二姐夫喊：“婷婷，别拉了，吃完饭再拉，赶紧洗手吃饭。”
婷婷小声嘀咕：“拉、拉、拉，不知道还以为我在拉啥呢！”
小外甥女捂嘴偷笑。
妈妈忙着打理她那盆秋叶海棠，爸爸去看他的君子兰、桂花还有没有的救，她回自己房间整理要带走的书和自己的爱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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