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疝”两个字，像冰锥一样刺入所有人的心脏。那是脑卒中患者最凶险的并发症之一，意味着脑组织被挤压移位，生命中枢受到致命压迫，死亡率极高。
“怎么办？有什么办法？！”祁国栋一步跨到主任面前，声音因为急切而有些变调。
“医疗组正在紧急讨论！”主任快速说道，“常规药物脱水已经到了极限。现在有两个非常规方案：第一，紧急行‘去骨瓣减压术’，打开部分颅骨，给肿胀的脑组织一个释放空间，这是目前降低颅内压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但手术本身风险巨大，尤其对于脑干病变的患者，术中术后都可能出现无法预料的大出血、感染、神经功能进一步损伤甚至死亡；第二，尝试进行‘血管内介入取栓’，如果能够证实有较大的责任血管堵塞，并且成功取出血栓，理论上可以从根本上改善血流，但同样风险极高，患者目前的生命体征能否耐受手术、梗塞部位是否适合取栓，都是未知数，而且时间拖得越久，取栓成功的可能性越低。”
两个方案，都是搏命的选择，都是在悬崖边上走钢丝。
“成功率有多少？哪个更好？”王启明颤声问。
“无法给出确切成功率！”主任摇头，语气带着医生的严谨和无奈，“每个患者情况都独一无二。去骨瓣减压更直接针对高颅压，但创伤大；取栓如果成功，可能逆转病情，但手术复杂且对条件要求苛刻。现在需要家属……需要领导尽快决策！时间不等人，每多拖一分钟，脑细胞就多死亡一批，恢复的希望就渺茫一分！”
决策！这个沉重的词语压了下来。郑部长的直系家属远在京城，正在赶来的路上。此刻，能为他做出生死决定的，竟然是作为东道主、间接导致这一切的祁国栋和省里领导。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祁国栋身上。巨大的压力如同实质的山岳，轰然压在他的肩头。这个决定，不仅仅关乎郑部长的生命，也关乎高桥省未来的命运，更关乎他祁国栋的政治良心和职业伦理。
选择激进手术，成功了或许能抢回一条命，但若失败，他将背负“草率决定导致部长死亡”的罪名；选择保守治疗，看似稳妥，但如果部长最终因为颅内压过高而亡，他同样难逃“延误抢救时机”的指责。这是真正的两难绝境。
祁国栋的脸色在灯光下显得异常苍白，但他的眼神却在极短的时间内，从最初的剧震，迅速恢复了沉静，那是一种被逼到绝境后反而超脱出来的、近乎冷酷的理智。
他没有去看任何人的表情，也没有征询任何人的意见，目光直视着神经内科主任，一字一句地问道：“医生，我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以你们目前掌握的所有情况和国内、国际最新的救治指南来看，对于郑部长这样的危重脑干梗死合并严重高颅压患者，单纯依靠现有药物治疗，存活并保留较好神经功能的可能性，还剩多少？第二，如果选择手术，你们医院，你们这个团队，做这两类手术的经验、技术和设备条件，在省内，甚至在国内，处于什么水平？你们有多大的把握，把手术本身的风险降到最低？”
他没有问“该选哪个”，而是问最核心的客观现实：不做的后果，和做的能力。
主任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这位省委书记在如此危急关头，问出的问题如此切中要害。他深吸一口气，快速回答：“第一，单纯药物治疗，以患者目前颅内压上升的速度和脑干水肿的范围，发生脑疝导致死亡或不可逆脑损伤的可能性……超过百分之九十，甚至更高。即便勉强保住生命，成为植物状态或严重残疾的可能性极大。第二，去骨瓣减压术，我们医院神经外科是国家重点专科，每年完成此类手术超过百例，对于危重颅脑损伤和卒中减压，经验丰富，设备和团队都是顶尖的。血管内介入取栓，我们有全省唯一的复合手术室，神经介入团队也是省内最强，但针对脑干梗塞的取栓……全国经验都不多，我们有过成功案例，但风险确实极高。”
情况清楚了。保守，几乎等于放弃；手术，有搏一把的机会，但风险自担。
祁国栋闭上了眼睛，只有一秒钟。当他再次睁开时，眼中已没有丝毫犹豫。
“联系京城顶尖医院的相关专家，进行远程紧急会诊，把患者所有资料传过去，听取他们的意见，现在、立刻、马上进行！”他首先下令，然后看向主任，“在等待远程会诊意见的同时，你们医疗组，基于你们自己的专业判断和对患者最有利的原则，做好进行‘去骨瓣减压术’的一切准备！如果远程会诊支持，或者情况进一步急剧恶化等不及会诊，我授权你们，以抢救生命为第一要务，立即手术！所有责任，我来承担！”
在巨大的压力和风险面前，祁国栋做出了一个地方大员所能做出的最理性、也最负责任的决策。
他没有盲目选择听起来更“先进”但风险不明的取栓，而是基于医院的优势和病情的紧急性，选择了相对更成熟、更能直接解决致命高颅压的减压术，同时也没有独断专行，要求进行最高级别的远程会诊以集思广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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