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庭那天,天空是铅灰色的,厚重的云层压得人喘不过气。章立峰凌晨五点就起了床,他换上了一身黑色的西装——那是文熙去年给他买的,说是等泽宇小学开学,带着一家人去拍纪念照时穿。可照片没拍成,这身衣服倒先派上了用场,穿在身上,紧绷得像一层结痂的伤疤。
他仔细擦拭了五个骨灰盒,用干净的软布轻轻拂去上面的浮尘,尤其是文熙那个米白色的盒子,他反复擦了三遍,直到指尖能感受到木质纹理的温润。“我带你们去看看,那个凶手,今天就要为他做的事付出代价了。”他把骨灰盒小心翼翼地放进黑色行李箱,每放一个,都轻声说一句“路上小心”,仿佛亲人们只是跟着他出门远行。
民宿的老板娘特意早起给他煮了一碗面条,卧了两个荷包蛋。“小伙子,今天是重要的日子,吃点好的,打起精神来。”老板娘的声音带着心疼,她看着章立峰这一个多月来的变化,从瘦骨嶙峋、眼神空洞到如今虽依旧憔悴,却多了几分支撑的力量。章立峰捧着温热的碗,鼻子一酸,硬生生把涌到眼眶的泪水憋了回去。他三口两口吃完面条,放下碗,对着老板娘深深鞠了一躬:“阿姨,谢谢您这些日子的照顾。”
车子驶回市区时,街道上已经车水马龙。章立峰看着窗外熟悉的景象,心脏像被一只手紧紧攥住。曾经,他开车经过这条路时,总会想着文熙今天做了什么菜,泽宇的乐高搭到了哪一步,念安有没有又把袜子藏起来。而现在,这条路只剩下尖锐的回忆,扎得他太阳穴突突直跳。
法院门口早已围了不少记者,相机的镜头像一双双冰冷的眼睛,对准了每一个进出的人。章立峰刚下车,就被记者们围了上来,无数个问题像炮弹一样砸过来:“章先生,你对今天的庭审有信心吗?”“你真的坚持要判处张建军死刑吗?”“失去五位亲人后,你现在的生活是怎样的?”
章立峰没有说话,只是紧紧抓着行李箱的拉杆,低着头,一步步朝着法院大门走去。李律师早已在门口等候,看到他过来,立刻上前挡开记者,低声说:“准备好了吗?里面都安排好了。”章立峰点了点头,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准备好了。”
走进法庭,庄严肃穆的气氛扑面而来。国徽悬挂在正前方,法槌静静地放在审判长的桌上,泛着冷光。章立峰被引导着坐在原告席上,他把行李箱放在脚边,双手紧紧握着,指节泛白。他的目光下意识地扫向被告席,那里空空如也,可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张建军站在那里的样子,那个曾经笑着给泽宇递糖果的邻居大叔,那个亲手毁掉他一切的凶手。
没过多久,法警押着张建军走了进来。他穿着囚服,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神空洞,仿佛眼前的一切都与他无关。当他经过原告席时,目光淡淡地扫过章立峰,没有愧疚,没有恐惧,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漠然。
就是这一眼,让章立峰积攒了许久的情绪瞬间爆发。他猛地站起身,想要冲过去撕碎那张虚伪的脸,却被身边的法警拦住了。“你这个凶手!”章立峰嘶吼着,声音里充满了血丝,“你为什么要杀他们?他们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这么残忍!”
张建军没有回应,只是被法警押着走到被告席上坐下,全程面无表情。审判长敲了敲法槌,沉声说:“原告请冷静,法庭之上,请注意秩序。”
章立峰大口喘着气,双手紧紧攥成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渗出血丝也浑然不觉。他坐下身,目光死死地盯着张建军,恨意像毒藤一样,从心脏蔓延到四肢百骸,几乎要将他吞噬。
庭审正式开始。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当“故意杀人罪”“致五人死亡”“手段残忍”等字眼从公诉人嘴里说出来时,章立峰的身体控制不住地颤抖。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子,在他早已伤痕累累的心上反复切割。他想起了父母倒在血泊中的样子,想起了文熙空洞的眼神,想起了泽宇手里攥着的那颗糖果,想起了念安脸上未干的泪珠。
接下来是证据质证环节。李律师提交了大量的证据:现场勘查报告、法医鉴定结论、张建军作案时使用的菜刀、证人证言,还有章立峰收集到的张建军过往的不良记录和网友提供的线索。每一份证据,都清晰地指向张建军的罪行,证明他的行为是有预谋的,是极其残忍的。
张建军的辩护律师试图再次以他有精神病史为由,请求法院从轻判决。“审判长,我的当事人患有间歇性精神分裂症,虽然司法鉴定显示他作案时精神正常,但他的精神状态本身就不稳定,请求法院考虑到这一点,给予从轻处罚。”
“从轻处罚?”李律师立刻反驳,“审判长,被告的精神病史并不能成为他逃避法律制裁的借口!他作案时思路清晰,手段残忍,不仅杀害了两位老人,还残忍地杀害了两名年幼的儿童,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极其严重的故意杀人罪,社会危害性极大,不判处死刑,不足以平民愤,不足以告慰死者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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