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庭那天，天空是铅灰色的，厚重的云层压得人喘不过气。章立峰凌晨五点就起了床，他换上了一身黑色的西装——那是文熙去年给他买的，说是等泽宇小学开学，带着一家人去拍纪念照时穿。可照片没拍成，这身衣服倒先派上了用场，穿在身上，紧绷得像一层结痂的伤疤。
他仔细擦拭了五个骨灰盒，用干净的软布轻轻拂去上面的浮尘，尤其是文熙那个米白色的盒子，他反复擦了三遍，直到指尖能感受到木质纹理的温润。“我带你们去看看，那个凶手，今天就要为他做的事付出代价了。”他把骨灰盒小心翼翼地放进黑色行李箱，每放一个，都轻声说一句“路上小心”，仿佛亲人们只是跟着他出门远行。
民宿的老板娘特意早起给他煮了一碗面条，卧了两个荷包蛋。“小伙子，今天是重要的日子，吃点好的，打起精神来。”老板娘的声音带着心疼，她看着章立峰这一个多月来的变化，从瘦骨嶙峋、眼神空洞到如今虽依旧憔悴，却多了几分支撑的力量。章立峰捧着温热的碗，鼻子一酸，硬生生把涌到眼眶的泪水憋了回去。他三口两口吃完面条，放下碗，对着老板娘深深鞠了一躬：“阿姨，谢谢您这些日子的照顾。”
车子驶回市区时，街道上已经车水马龙。章立峰看着窗外熟悉的景象，心脏像被一只手紧紧攥住。曾经，他开车经过这条路时，总会想着文熙今天做了什么菜，泽宇的乐高搭到了哪一步，念安有没有又把袜子藏起来。而现在，这条路只剩下尖锐的回忆，扎得他太阳穴突突直跳。
法院门口早已围了不少记者，相机的镜头像一双双冰冷的眼睛，对准了每一个进出的人。章立峰刚下车，就被记者们围了上来，无数个问题像炮弹一样砸过来：“章先生，你对今天的庭审有信心吗？”“你真的坚持要判处张建军死刑吗？”“失去五位亲人后，你现在的生活是怎样的？”
章立峰没有说话，只是紧紧抓着行李箱的拉杆，低着头，一步步朝着法院大门走去。李律师早已在门口等候，看到他过来，立刻上前挡开记者，低声说：“准备好了吗？里面都安排好了。”章立峰点了点头，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准备好了。”
走进法庭，庄严肃穆的气氛扑面而来。国徽悬挂在正前方，法槌静静地放在审判长的桌上，泛着冷光。章立峰被引导着坐在原告席上，他把行李箱放在脚边，双手紧紧握着，指节泛白。他的目光下意识地扫向被告席，那里空空如也，可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张建军站在那里的样子，那个曾经笑着给泽宇递糖果的邻居大叔，那个亲手毁掉他一切的凶手。
没过多久，法警押着张建军走了进来。他穿着囚服，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神空洞，仿佛眼前的一切都与他无关。当他经过原告席时，目光淡淡地扫过章立峰，没有愧疚，没有恐惧，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漠然。
就是这一眼，让章立峰积攒了许久的情绪瞬间爆发。他猛地站起身，想要冲过去撕碎那张虚伪的脸，却被身边的法警拦住了。“你这个凶手！”章立峰嘶吼着，声音里充满了血丝，“你为什么要杀他们？他们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这么残忍！”
张建军没有回应，只是被法警押着走到被告席上坐下，全程面无表情。审判长敲了敲法槌，沉声说：“原告请冷静，法庭之上，请注意秩序。”
章立峰大口喘着气，双手紧紧攥成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渗出血丝也浑然不觉。他坐下身，目光死死地盯着张建军，恨意像毒藤一样，从心脏蔓延到四肢百骸，几乎要将他吞噬。
庭审正式开始。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当“故意杀人罪”“致五人死亡”“手段残忍”等字眼从公诉人嘴里说出来时，章立峰的身体控制不住地颤抖。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子，在他早已伤痕累累的心上反复切割。他想起了父母倒在血泊中的样子，想起了文熙空洞的眼神，想起了泽宇手里攥着的那颗糖果，想起了念安脸上未干的泪珠。
接下来是证据质证环节。李律师提交了大量的证据：现场勘查报告、法医鉴定结论、张建军作案时使用的菜刀、证人证言，还有章立峰收集到的张建军过往的不良记录和网友提供的线索。每一份证据，都清晰地指向张建军的罪行，证明他的行为是有预谋的，是极其残忍的。
张建军的辩护律师试图再次以他有精神病史为由，请求法院从轻判决。“审判长，我的当事人患有间歇性精神分裂症，虽然司法鉴定显示他作案时精神正常，但他的精神状态本身就不稳定，请求法院考虑到这一点，给予从轻处罚。”
“从轻处罚？”李律师立刻反驳，“审判长，被告的精神病史并不能成为他逃避法律制裁的借口！他作案时思路清晰，手段残忍，不仅杀害了两位老人，还残忍地杀害了两名年幼的儿童，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极其严重的故意杀人罪，社会危害性极大，不判处死刑，不足以平民愤，不足以告慰死者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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