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点？”袁泽打断他，语气依旧平静，却蕴含着巨大的压迫感，“我看卷宗里记录得很清楚。争议的核心在于关键证人王某某（原国企财务总监）关于那笔三千万‘咨询费’流向的证言反复，以及嫌疑人刘某（原改制负责人）坚称款项用于‘正当企业咨询’，并有所谓的‘咨询合同’和‘支付凭证’佐证，对吧？”
“对，对！就是这样！”李副检察长连忙点头，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王某某的证词前后矛盾，无法采信。刘某提供的合同和凭证虽然……形式上有瑕疵，但大体能对应上。我们当时认为，仅凭这些，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其主观故意侵吞国有资产，存疑不诉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是吗？”袁泽嘴角勾起一丝极淡、极冷的弧度，那弧度中带着洞悉一切的嘲讽。他没有看卷宗，而是直视着李副检察长，如同在陈述一个早已烂熟于心的事实：
“第一，关于证人王某某证言‘反复’的问题。卷宗第178页，他首次接受检察官（张明，已调离）询问时，明确指认：那三千万被刘某指示转入其小舅子控制的‘XX咨询公司’，而该公司并无实际业务，纯粹是空壳！但在第185页，第二次询问（由你亲自参与）时，他却改口称‘记不清了’，‘可能用于其他咨询’了。
两次询问间隔不到48小时，且没有受到任何明显的外部压力记录。这种毫无逻辑支撑的、颠覆性的翻供，本身就极不合理！当时的承办检察官在审查报告（卷宗第201页）中明确标注了‘高度存疑，需重点核实翻供原因’，但后续补充侦查报告（卷宗第215页）却对此一笔带过，结论是‘无法排除合理怀疑’。请问李副检察长，你当时作为分管领导，对此关键疑点，为何没有要求深挖？为何轻易采信了漏洞百出的翻供？”
袁泽的语速不快，但每一个字都精准地指向卷宗的具体页码和内容细节！仿佛那几百页的卷宗，已经完全印刻在他的大脑之中！
李副检察长的额头瞬间冒汗了！他没想到袁泽看得这么快，记得这么清！连具体的页码、承办检察官的名字、报告中的标注都记得一清二楚！他张了张嘴，想要辩解：“这……当时……”
袁泽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继续如同精准的机器般抛出致命问题：
“第二，关于那份所谓的‘咨询合同’和‘支付凭证’。卷宗第162页附有合同复印件，乙方是‘XX咨询公司’，法人代表赵某，正是刘某的小舅子！合同约定服务内容含糊其辞：‘提供企业改制战略咨询’，服务费三千万！
而卷宗第167页附带的几份‘咨询报告’，经技术部门当时的初步鉴定（报告在附件3，卷宗第230页），存在明显的后期伪造痕迹！其行文风格、用词习惯、甚至标点符号的使用，与‘XX咨询公司’同期其他文件存在显着差异！更可笑的是，其中一份报告的落款日期，竟然在合同签订日期之前！
如此明显的、连基础逻辑都不顾的造假痕迹，当时的承办检察官在报告（卷宗第202页）中明确提出了质疑！请问李副检察长，如此低劣的伪造，为何在你的签批意见（卷宗第225页）里，变成了‘形式瑕疵不影响实质，可做合理解释’？”
李副检察长的脸色由红转白，再由白转青！汗珠顺着鬓角滚落下来，浸湿了检察制服的领口。他感觉所有人的目光都像针一样扎在自己身上。
他想反驳，却发现自己对案卷细节的记忆早已模糊，而袁泽却像拿着一本打开的账本在念！他求助似的看向检察长陈国栋，陈国栋却移开了目光。
“第三，”袁泽的声音如同最后的审判锤，冰冷地砸下，“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卷宗第153页，有一份审计部门出具的、关于该国企改制期间资金流向的专项审计报告初稿（非正式报告，仅作为线索参考）。该初稿明确提到，那三千万在转入‘XX咨询公司’账户后，在三天内，分五次，通过复杂的跨行转账，最终流入了境外一个名为‘xxx’的公司账户！而这家境外公司，根据我们……掌握的其他关联信息（袁泽点到即止，暗示国安渠道），与刘某及其亲属存在密切的资金往来！这份初稿，在正式提交给检察院的审计报告中被删除了！
当时的承办检察官在审查报告（卷宗第200页）中明确记录了收到这份初稿并提出了追查要求！但后续……（袁泽的目光锐利如刀，再次刺向李副检察长）这份至关重要的线索，在卷宗里消失了！后续补充侦查完全回避了这一点！你的签批意见对此只字未提！请问，这是重大疏忽，还是刻意为之？！”
轰——！
袁泽的每一个问题，都像一记记重拳，精准地、无情地砸在李副检察长的心房上！他引以为傲的“证据存疑”论，在袁泽如同人形数据库般精准调取的卷宗细节面前，被撕扯得粉碎！那被刻意忽略的证人翻供疑点、那被轻易放过的低劣伪造痕迹、那被神秘消失的关键资金流向线索……每一点，都像烧红的烙铁，烫在他“公正执法”的外衣上，发出刺耳的“嗤嗤”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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