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一抛出，朝堂上立刻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一位掌管刑狱的廷尉府官员率先出列，语气铿锵：“大王！此等顽匪，目无王法，屡犯边境，劫掠百姓，实乃国之大蠹！若不施以严惩，何以震慑宵小，安定边疆？臣主张，应立即派遣精锐郡兵，甚至可调部分边军协助，进行拉网式清剿，务求除恶务尽，以儆效尤！所有擒获者，无论首从，皆依律处以重刑，传首边境，以彰我大秦律法之严！”
他代表了法家一贯的强硬立场，主张用绝对的武力和法律威慑来解决问题。
话音刚落，另一位负责户籍与民生的大田令（掌管农业和部分民政的官员）便提出了不同看法：“大王，廷尉之言虽有理，然臣听闻，此伙流民，多为魏国边境失去土地之民，或因战乱，或因苛政，不得已才流窜至我边境，为盗或许只为求生。若一味强硬清剿，恐其狗急跳墙，拼死抵抗，不仅徒增我军伤亡，更可能激化边民矛盾，导致更多流民心生恐惧，反而使其铁了心与官府对抗。臣以为，或可尝试招抚。划定区域，许其耕种，登记造册，严加管束，使其由乱民变为我大秦之编户齐民，既可消弭边患，亦可增添人口劳力，彰显大王仁德。”
这代表了相对温和的、带有儒家色彩的“仁政”思路，考虑成本和长远影响。
双方各执一词，引经据典，争论不休。支持清剿的，多以“维护法纪”、“震慑四方”为由；支持招抚的，则强调“成本效益”、“化解矛盾”、“王化仁德”。
端坐于王座上的秦庄襄王，听着下面的争论，眉头微蹙，似乎也觉得棘手。他将目光投向了始终未曾发言的吕不韦。
“相邦，此事你如何看待？”
吕不韦从容出列，先是对争论双方的观点都表示了部分认可（“廷尉维护法纪，其心可嘉”；“大田令体恤民情，其意可悯”），然后才缓缓陈述自己的意见：
“大王，此事需权衡利弊。派兵清剿，固然可快刀斩乱麻，然正如大田令所言，边境地形复杂，流民狡黠，恐耗时耗力，且难免伤亡，若处置不当，反损我军威。而招抚之策……”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众人，“眼下我大秦新君初立，正值向天下昭示仁德、安定人心之时。若能将此伙魏国流民成功招抚，使其安居乐业，不仅可兵不血刃解决边患，更可向山东列国展示我大秦海纳百川之气度，吸引更多流民来归，于国于民，皆有利焉。且招抚所需钱粮，远比大军征剿耗费为少。故臣以为，可先遣能言善辩之士，前往招抚试探，若其愿降，则妥善安置；若其冥顽不灵，再行征剿不迟。”
吕不韦的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既考虑了现实成本（军事行动耗费巨大），又契合了政治需求（新王需要“仁德”名声），还将招抚失败后的军事选项作为了后备，显得进退有据，老谋深算。
秦庄襄王听着，不断点头，脸上露出深以为然的表情。显然，吕不韦这番“成本低、效益高、还能博取名声”的方案，非常对他的胃口。他几乎就要开口采纳了。
然而，在偏殿珠帘之后，一直静静聆听的嬴政，那小小的眉头，却随着争论的深入，尤其是听到吕不韦倾向于招抚的论述后，渐渐地、渐渐地锁紧了。
他认真地听着每一位大臣的发言，脑海中飞速地运转着，将他们的观点与自己所学所历进行着比对。
廷尉的强硬，让他想起司马韬在沙盘上毫不留情的“歼灭”；
大田令的仁政，让他想起淳于先生那套“修文德以来之”的空谈，以及这空谈在赵国现实面前的脆弱；
而吕不韦那看似面面俱到、实则更偏向招抚的方案……
嬴政的小脑袋里，产生了疑问。
招抚？成本低？
这些流民时而为盗，时而为民，分明是首鼠两端，毫无信义可言！今日迫于形势接受招抚，他日若遇困顿，或被魏国细作煽动，岂非立刻复叛？届时，他们熟悉了秦国边境的内情，造成的危害岂不更大？这如同治病，若不能根除病灶，只是暂时安抚，日后必生大患！
彰显仁德？
对这等反复无常、劫掠本国百姓的匪类讲仁德，那对那些安分守己、依法纳税的秦地百姓，公平何在？秦法“赏罚分明”的原则，又置于何地？这“仁德”之名，听起来好听，但若是以牺牲法律的公正性和纵容罪恶为代价，这名声，真的值得追求吗？
他的小拳头在袖中不自觉地微微握紧。他想起了韩非竹简上的话：“仁暴者，皆亡国者也。” 过分的仁慈和过分的暴虐都会导致国家灭亡，关键在于是否合乎“法”与“势”的需要。眼下，为了边境的长久安宁和秦法权威，似乎……更应该采取更坚决的措施？
他看着正殿内，父王似乎已经被吕不韦说服，准备做出决定。一种强烈的、不同于在场任何人的想法，在他心中涌动。他几乎要站起身，想要穿过那层珠帘，去陈述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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