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在“经济振兴委员会”的日子，过得像个真正的闲散顾问。他每天准时（或者稍微迟到）打卡，大部分时间都窝在自己的独立办公室里看报纸、喝咖啡，偶尔去各个组串串门，聊的都是风花雪月或者哪里又开了家新馆子。对于委员会的核心工作，他表现得兴趣缺缺，只有当议题涉及到具体商业利益分配时，他才会竖起耳朵，适时地插上几句看似为自己或熟人争取好处的话。
这副做派，让委员会里那些真正的实权派，尤其是那位日军大佐冈村，对他更加轻视。在冈村看来，这个中国少爷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脑子里只有钱，根本不值得浪费精力关注。田中次郎则乐见其成，陈默越是这样“不懂事”，越显得他这个引荐人掌控力强，也越方便他利用陈家的财力和影响力。
陈默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像一只躲在老虎身后的狐狸，小心翼翼地利用着“委员会顾问”这张虎皮，开始为自己（实际上是组织）谋取切实的利益。
他的第一个目标，是陈家旗下的一家纺织厂。由于棉花被列为战略物资受到严格管制，厂里原料紧缺，面临停产。以前要想搞到棉花配额，得求爷爷告奶奶，花大价钱还不一定办成。
现在，陈默直接拿着厂里的申请报告，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物资调配组”的办公室。组长是个姓王的伪政府官员，以前没少卡陈家的脖子。
“王组长，忙着呢？”陈默笑眯眯地把报告扔在他桌上。
王组长抬头见是陈默，脸上立刻堆起笑容，但眼神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戒备：“哟，陈顾问！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快请坐！”
“不坐了，小事。”陈默用下巴点了点那份报告，“我们家那个小纺织厂，快揭不开锅了。这点棉花配额，王组长帮帮忙，尽快批一下呗。”
王组长拿起报告，装模作样地看了看，面露难色：“陈顾问，不是我不批啊。现在棉花是紧俏物资，配额紧张，好多厂子都等着呢。这……得按规矩排队啊。”
“规矩？”陈默嗤笑一声，凑近了些，压低声音，却故意让办公室里其他竖着耳朵听的人都隐约能听到，“王组长，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委员会是干什么的？不就是为了让大家更方便做生意，支持圣战吗？我们厂子停了工，工人没饭吃，到时候闹起来，影响的可不只是我们陈家。再说了，”他拍了拍王组长的肩膀，声音带着暗示，“年底的分红，还能少了你王组长那份？”
王组长的脸一阵红一阵白。陈默的话软中带硬，既抬出了委员会和“支持圣战”的大帽子，又点明了潜在的社会风险，最后还加了利益诱惑。更重要的是，陈默现在是田中副会长面前的“红人”，得罪不起。
“哎呀，陈顾问您这话说的……”王组长擦了下额头的汗，挤出笑容，“您家的厂子当然要优先保障！我这就批，这就批！”他拿起笔，迅速在报告上签了字，还盖了章。
“谢了，王组长，改天一起吃饭。”陈默拿起批文，满意地走了。
一出办公室门，他脸上的得意就收敛起来，眼神冷静。
这只是第一步。他需要让更多人看到，他陈默利用这个身份，确实能捞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样才能把他“贪婪”的形象坐实。
接下来的几天，他又如法炮制。利用信息差，他“指点”一个相熟的商人拿到了紧俏的煤油专卖权，对方自然少不了他的“好处费”。他还“帮助”委员会解决了某个日资企业运输上的一个小麻烦，让对方承了他的情。
这些事都不大，但传播很快。很快，沪上商界都知道，陈家的少爷在委员会里“说得上话”，是个能“办事”的人。
当然，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在暗中进行评估。
哪些是纯粹损公肥私，可以大胆去做来伪装自己；哪些可能间接助长了日军的掠夺，他则会巧妙规避或暗中破坏。比如，有一次冈村大佐亲自过问一批钢材调配，用于修建军事工事。陈默明知这批钢材的流向，却在会议上装傻充愣，把话题引向了另一个民用项目，虽然最后没能阻止，但多少制造了一点障碍，拖延了时间。
他的“贪财”形象越来越鲜明。有时甚至在委员会走廊里，就公然和商人谈论“回扣”“干股”之类的事情。冈村大佐有次撞见，厌恶地皱紧眉头，对身边的副官说：“看到没有？支那人就是这样，唯利是图，毫无廉耻。这样的人，容易控制，但也成不了大事。”
这话很快传到了陈默耳朵里，他不但不生气，反而在心里冷笑。要的就是你觉得我“成不了大事”。
这天下午，他正在办公室闭目养神，思考如何利用职务接触更核心的金融政策信息，秘书通报说有个叫钱多多的商人求见。这个钱多多是沪上有名的投机商，专门倒卖各种管制物资，手眼通天，但也声名狼藉。
陈默本想拒绝，但转念一想，这种人往往是情报的重要来源，便让秘书放他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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