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左宗棠在江西乐平的硝烟中一剑劈开李世贤的王旗，当曾国藩在祁门绝处逢生提笔写下“可安枕而卧”的家书时，帝国的北方心脏，早已被撕开了一道深可见骨、屈辱淋漓的伤口。
时间回溯到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北京城上空，不再是象征天子威仪的祥云，而是被英法联军火炮轰击掀起的滚滚黑烟所笼罩。紫禁城的琉璃瓦在炮火中颤抖，圆明园的万园之园在冲天烈焰中化为焦土。
咸丰帝奕詝，这位曾经在养心殿对着地图咆哮、对江南赋税痛心疾首的年轻君主，此刻面无人色，在太监宫女惊恐的簇拥下，仓皇如丧家之犬，从圆明园的后门狼狈逃出。他甚至来不及带走他最心爱的妃嫔和大部分珍宝，只带着皇后钮祜禄氏（后来的慈安太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后来的慈禧太后）和年幼的皇子载淳（后来的同治帝），以及寥寥数位心腹王公大臣，在一小队残兵败将的护卫下，惶惶然向着热河避暑山庄的方向亡命奔逃。
龙袍沾染了尘土，天子威仪荡然无存，只剩下刻骨的恐惧和对身后那座燃烧都城的无尽惶恐。
“快！再快点！”车驾内，咸丰帝的声音嘶哑颤抖，不时掀帘回望那映红半边天际的火光，每一次炮声的闷响都让他身体剧烈一颤。热河，成了他最后的避难所，一个用来逃避现实、苟延残喘的囚笼。
抵达行宫后，他彻底沉溺于声色犬马，试图用醇酒美人和鹿血滋补来麻痹自己，逃避那令人窒息的亡国危机。至于那千疮百孔的江山，那还在南方浴血奋战的将士，仿佛已与他无关。朝廷的运转中枢，随着皇帝的仓皇北狩，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瘫痪和混乱。一道道本该发往前线的旨意，在热河行宫奢靡颓废的氛围和权臣们各怀心思的角力中，变得迟缓、模糊甚至相互矛盾。
与热河的醉生梦死形成残酷对比的，是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欣所面临的冰冷现实。这位年轻的亲王，皇帝的六弟，被仓促赋予了“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的重任，留守这座被占领、被洗劫的残破都城，去面对趾高气扬的胜利者——英法联军的统帅们。
谈判桌旁，没有天朝上国的尊严，只有城下之盟的屈辱。恭亲王奕欣，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天潢贵胄，此刻面色苍白而凝重，强压着心头的悲愤与屈辱。他面对着额尔金、葛罗等侵略者咄咄逼人的目光，听着他们用生硬的汉语宣读着一条条苛刻至极的条款：巨额赔款（英法各800万两白银）、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允许华工出国……每一项条款，都像一把尖刀，狠狠剜在帝国的躯体上，也剜在恭亲王的心头。
谈判是艰难的，充满了威胁和恫吓。英法联军的刺刀就在门外闪着寒光，圆明园废墟的焦糊味还在空气中弥漫。恭亲王深知，他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筹码。为了尽快送走这些瘟神，为了保住摇摇欲坠的朝廷最后一丝体面（或者说，为了皇帝能早日回銮？），他只能咬紧牙关，在那两份象征着奇耻大辱的文件——《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上，颤抖着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盖上了大清国沉重的国玺。
当签约完成的消息，伴随着条约的具体内容，如同瘟疫般在残存的京官和通过各种渠道得知消息的士绅中传播开来时，引发的不是劫后余生的庆幸，而是死一般的沉寂和随之而来的巨大悲愤。无数读书人捶胸顿足，痛哭失声。“国耻，奇耻大辱”的声音在私下里，在残破的茶馆酒肆中，压抑地传递着。
这惊天动地的剧变，如同迟来的地震波，终于在几个月后，随着疲惫不堪的信使和残缺不全的邸报，艰难地传递到了千里之外的皖南和江西前线。
祁门大营，曾国藩刚刚从乐平大捷的喜悦中平复不久，正筹划着安庆最后的攻势。一封盖着军机处关防、却明显带着仓促潦草痕迹的廷寄，连同几份辗转抄录的邸报，被幕僚赵烈文面色凝重地送到了他的案头。
曾国藩展开文书，起初尚算平静，但越往下看，脸色越是铁青，捏着纸张的手指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当看到“圣驾巡幸热河”、“圆明园罹劫”、“《北京条约》签署”、“割九龙、赔巨款、开天津、允驻使”等字眼时，他只觉得一股腥甜直冲喉头，眼前阵阵发黑。
“噗！”一口鲜血终究没能忍住，喷溅在面前的地图上，将安庆和祁门的位置染得一片刺目的猩红。
“皇上！朝廷！竟至于此？！竟至于此啊！”曾国藩的声音嘶哑悲怆，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绝望和锥心刺骨的痛楚。他一生以忠君卫道自许，以中兴大清为己任，在江南苦苦支撑，血战经年，刚刚看到一丝扭转颓势的希望。却万万没想到，在他和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在南方浴血奋战，试图为帝国保住半壁赋税江山之时，帝国的中枢，他效忠的皇帝，竟弃宗庙社稷于不顾，仓皇北逃！而朝廷，竟签下了如此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条约！这比他在靖港投水、在湖口被困时感受到的失败，更让他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冰冷和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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