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的火车是慢车，逢站必停的那种。
赵四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掠的景色从北方的枯黄渐渐染上南方的绿意。
车厢里挤满了人，扛着麻袋的农民，拎着网兜的职工，还有几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大声说着听不懂的方言。
空气里混杂着汗味、烟味、还有不知谁的包袱里漏出的咸鱼味。
他手里拿着笔记本，上面列着要调研的地方：广州，佛山，东莞，然后转道浙江的温州、宁波。
这些都是外事局刘同志推荐的——“那边有些新气象，你去看看。”
什么新气象，刘同志没说透，但赵四大概能猜到。
1974 年的中国沿海地区，对外联系的天然优势仍在，虽然受到一定的政策限制。
这是天然禀赋带来的基础差异，而非政策驱动的发展差异。
这几年，政策在悄悄松动，一些过去不允许的事，现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尤其是南方，天高皇帝远，有些变化总是先从角落里冒出来。
火车在湖南境内停靠一个小站时，他下车透气。
站台上有个老头在卖煮玉米，用铁皮桶装着，冒着热气。
赵四买了一个，咬一口，很甜。
老头看他穿得整齐，主动搭话：“同志是出公差？”
“嗯，去广东。”
“广东好啊。”
老头眯着眼，“我儿子在那边做工，说现在日子好过些了，能挣到活钱。”
“做工？在什么厂？”
“说是……五金厂？我也不懂，反正就是做螺丝、钉子那些小东西。”
老头指了指站台另一头停着的一辆卡车。
“瞧，那就是从广东拉过来的货，听说都是他们那些小厂做的。”
赵四顺着看去。
卡车上堆着麻袋，袋口敞着，露出里面亮闪闪的五金件。
合页、插销、门把手。
包装很简陋，就是用旧报纸裹着，但数量很大，把车厢塞得满满的。
开车铃响了。
赵四回到车上，脑子里还想着那些五金件。
国营大厂会做这些东西吗？
会，但往往不重视，因为产值小，利润薄。
可市场需求就在那里，家家户户都要用门把手，都要用合页。
也许，这就是刘同志说的“新气象”。
第一站是广州。
接待他的是省工业厅的一位老同志，姓黄。
五十多岁，说话带着浓重的粤语口音。
“赵明同志，你想看什么类型的厂子？”
“我想看看……不是国营大厂的，那种小一点的，灵活一点的。”
赵四说得很委婉。
黄同志笑了，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明白，明白。”
“明天我带你去佛山转转，那边有些社队企业，搞得很活。”
社队企业，就是公社和大队办的企业。
过去主要是农副产品加工，比如碾米、榨油、织土布。
但黄同志说，现在有些社队企业开始搞五金加工、塑料制品，甚至……
简单的电子产品。
第二天，他们坐着一辆旧吉普车去佛山。
路不好，颠簸得厉害。
沿途能看到不少新建的砖房，不是传统的青砖黑瓦，是红砖的。
有的还贴了瓷砖，在阳光下很扎眼。
“这些都是农民自己盖的。”
黄同志指着窗外，“这两年政策松了些，允许搞点副业，手里有了活钱，就盖房子。”
“副业……具体做什么？”
“哎呀，那可多了。”
黄同志如数家珍，“有的养鸭子，卖给烧腊店；有的种花，运到广州去卖；”
“还有的……搞小作坊。”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前边有个公社，把国营厂淘汰下来的几台旧冲床弄过来，自己修修，开始做五金件。”
“一开始就做最简单的垫圈、垫片，后来慢慢能做螺丝、螺母了。”
“现在啊，听说连简单的电器开关都能做了。”
赵四心里一动：“他们技术从哪儿来？”
“有能人啊。”
黄同志说，“公社里有个老电工，以前在国营厂干过，懂一点。”
“还有几个知青，有文化的，自己琢磨。”
“再加上……胆子大，敢试。”
车子在一个村子外停下。
说是村子，但已经看不出多少农村的样子。
路两边盖了不少简易厂房，铁皮屋顶，红砖墙，烟囱冒着黑烟。
机器声隆隆地响，空气中飘着金属切削液和机油的味道。
黄同志带他走进其中一家。
厂房很简陋，地面是夯实的泥土，屋顶漏光，但里面很热闹。
七八台旧机床排成两排，有车床，有冲床，有钻床。
都漆成了军绿色，但漆皮剥落，露出底下的铁锈。
工人们大多是年轻人，穿着沾满油污的工作服，专注地操作机器。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迎上来，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才伸出来：
“欢迎欢迎！我是这儿的负责人，姓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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