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薄雾还没散尽，县公安局大院里的老榕树就已落下几片浅黄的叶子。周凯站在办公楼前，看着墙上“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标语，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的警徽——这是他到任的第三天，也是他下定决心要“动真格”的一天。
办公室的内勤小张抱着一摞文件过来，看见原本挡在周凯办公桌前的实木隔断被拆得只剩框架，吓得手里的文件夹差点掉在地上：“周、周局长，这隔断……”
“拆了。”周凯蹲下身，帮着工人把隔断往走廊挪，“老百姓来报案，是来求助的，不是来见‘官’的。今年是十八大召开之年，上级反复强调要‘保稳定、惠民生’，咱们不能让这道墙把人心隔开。”他擦了擦额角的汗，指着空荡荡的办公区，“以后我这办公室，门永远敞开，谁有想法、有线索，随时能进来聊。”
小张愣了愣，突然想起昨天周凯让她整理的积案清单——34起案子，从2010年的耕牛被盗案到2012年初的菜市场扒窃案，最长的压了两年，最短的也拖了三个月。她当时还嘀咕“这些案子早过了追诉期”，现在才明白，这位新局长是真打算把“旧账”翻出来算清楚。
当天下午两点，公安局全体民警大会准时召开。二十多个民警坐在长桌两侧，有的低头玩手机，有的交头接耳——毕竟前任局长王建军在任五年，大家早习惯了“遇事往后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节奏。直到周凯抱着一摞案卷走进来，“啪”地拍在会议桌上，全场才瞬间安静下来。
“先看第一本。”周凯拿起最上面的案卷，封皮上“2010年七拱镇耕牛被盗案”几个字已经泛白，“受害人老黄，丢了两头水牛，那是他全家半年的收入。报案后，咱们的民警去现场转了一圈，拍了两张照片，就没下文了。老黄后来又去了三趟派出所，得到的回复都是‘再等等’‘没线索’。”
他又拿起一本《2011年青莲镇蚕茧失窃案》，翻到询问笔录那一页，指尖划过空白的签名栏：“张大爷家丢了50斤蚕茧，价值1500块，够他孙子一年的学费。笔录只做了一半，嫌疑人特征没问清，现场脚印没提取，就这么压到了现在。”
周凯的目光扫过全场，声音冷得像冰：“咱们穿这身警服，拿的是纳税人的钱，不是来当‘甩手掌柜’的！老百姓丢了活命的东西，跑来求咱们，咱们怎么能这么敷衍？”
角落里，刑侦队的老吴忍不住小声嘀咕：“有些案子过去这么久，证据早没了，总不能瞎查吧？”
这话刚说完，周凯就抬眼望过去：“吴警官，您手里那起2012年1月的摩托车被盗案，受害人说案发前见过一辆无牌黑色摩托在村口转悠，周边三家小卖部都有监控，您调过吗？”
老吴的脸瞬间红了，支支吾吾地说：“我、我以为监控早就删了……”
“没调过，怎么知道删没删？”周凯把案卷扔在老吴面前，“这就是咱们的问题——不是没线索，是根本没去找线索！从今天起，成立积案攻坚组，我任组长，把34起积案按‘涉农、民生、治安’分成三类，涉农案优先办，每起案子定主办民警、定办结时限，每周五我亲自督办。”
他顿了顿，语气更重了些：“今年上级在推‘素质强警’工程，咱们阳山公安不能拖后腿。谁要是还想抱着‘拖字诀’，就去档案室整理旧案卷，什么时候想明白‘警察该干什么’，什么时候再回来！”
散会之后，周凯没回办公室，直接带着攻坚组的人扎进了档案室。铁柜里的案卷堆得杂乱无章，有的用塑料袋装着，有的连封皮都磨破了，积满了厚厚的灰尘。周凯蹲在地上翻了半天，找出一本泛黄的《接警登记本》，指着其中一页说：“2011年10月，青莲镇还有一起家禽被盗案，怎么没录入系统？”
档案员小李凑过来看了看，脸有点红：“当时王局长说，受害人就丢了五只鸡，值不了几个钱，立案也是白费功夫……”
“白费功夫？”周凯把登记本摔在桌上，声音陡然提高，“五只鸡，对咱们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农户来说，是每天下蛋换油盐的钱！从今天起，档案室重新整理所有接警记录，漏登、漏录的，一律追究当事人责任！”
他当即让人把34起积案的清单抄下来，贴在公安局门口的公告栏上，还附上了自己的手机号：“让老百姓盯着咱们办，办得好不好，他们说了算。要是谁觉得咱们办案敷衍，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
接下来的几天，周凯几乎住在了公安局。他带着攻坚组的人逐案分析，给每本卷宗都附上了新的调查方向。张大爷家的蚕茧被盗案，他让民警重新走访周边农户，终于找到一个当时路过的老农，回忆起嫌疑人当天穿的蓝色夹克左袖有个破洞，还骑着一辆红色摩托车；青莲镇的三轮车被盗案，他调出案发路段半年的监控，发现嫌疑人曾多次在附近踩点，每次都戴着同一顶黑色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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