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朱雀大街上，一支盛大的队伍正缓缓前行。为首的是骑着高头大马的李恒，他身披明光铠，腰悬佩剑，身后跟着三万秦军士兵，甲胄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队伍的中段，一辆装饰华丽的马车格外醒目，车帘偶尔掀开，能看到一位身着西域服饰的女子端坐其中——她是李恒的母亲，曾经的昭阳公主，如今的西域王太妃。
“恭送大殿下，太妃娘娘！”街道两旁的百姓跪地相送，声音此起彼伏。他们知道，这不仅是送皇子就藩，更是送一位母亲随子远赴西域，去那片陌生的土地上，辅佐儿子镇守疆土。
李砚站在城楼之上，望着渐行渐远的队伍，神色平静。将皇子分封出去时，让他们的母亲一同前往，是他深思熟虑后的决定。这些母亲或出身草原部落，或来自西域城邦，或源于江南世家，背后都有着盘根错节的势力，让她们随子就藩，既能让皇子在异域有“自家人”照料，更能将她们背后的势力引向边疆，为帝国的扩张添砖加瓦。
昭阳公主便是最好的例子。她出身草原右翼王庭，家族在漠北有着深厚的根基。李恒就藩西域时，她不仅带走了自己的陪嫁部族，还说服了几个草原部落迁徙到西域，帮助李恒开垦荒地、守卫牧场。这些草原人熟悉游牧与骑射，很快成了李恒麾下的精锐骑兵，在平定安息国叛乱时立下了汗马功劳。
“陛下，西域传来消息，太妃娘娘用草原的法子改良了西域的羊群，羊毛产量比以前翻了一倍，百工营用这些羊毛织出的毛布，在波斯很受欢迎。”内侍奏报时，语气里带着几分赞叹。
李砚嘴角微扬。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女子的作用，从来不止于后宫。她们熟悉母族的文化、习俗、人脉，能在潜移默化中化解矛盾、整合资源，这比单纯的军事镇压更有效。
次子李锐的母亲，是波斯富商之女，精通商道与西域语言。她随李锐前往南洋后，立刻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利用娘家的商路，将南洋的香料、橡胶与波斯的宝石、丝绸连接起来，短短两年就打通了一条跨洲商道，让李锐的封地税收翻了三番。
“母妃说，做生意要懂人心，南洋的土着喜欢亮晶晶的玻璃，波斯的贵族偏爱柔软的棉布，把这些东西换着卖，就能赚大钱。”李锐在给李砚的信里，字里行间都透着对母亲的敬佩。
更难得的是，这位波斯王妃还说服了不少波斯商人举家迁往南洋，在吕宋岛建立了商栈、工坊，让原本蛮荒的岛屿渐渐有了几分西域的繁华。
三子李武的母亲出身北境鲜卑部落，性子剽悍，擅长骑射。她随李武镇守北境冻土时，不仅教会了中原士兵在严寒中生存的技巧，还亲自带着鲜卑骑兵深入西伯利亚，为李武绘制了详细的地图，标出了可开采的铁矿、可放牧的草场。
“有母妃在，北境的鲜卑人都服我。”李武在奏折里写道，“她还说，等开春了，就带族人去冻土上种土豆，让士兵们冬天也有粮吃。”
这些随子就藩的母亲们，用各自的方式，在异域的土地上帮助儿子站稳脚跟。她们或许不懂军国大事，却懂得如何用女性的细腻与坚韧，化解矛盾、凝聚人心、盘活资源，让冰冷的军事占领，渐渐变成温暖的文化融合。
而她们背后的势力，也随着这场“母随子走”的迁徙，悄然扩散到帝国的各个角落。
昭阳公主的草原部族，将游牧技术带到了西域，让那里的牧场焕发新生；波斯王妃的商人家族，将西域的商业网络延伸到南洋，促进了跨洲贸易；鲜卑王妃的部落，为北境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骑兵与向导，巩固了帝国的北方防线；江南世家出身的王妃们，则将中原的农耕技术、纺织技艺带到了印度、扶南等地，让那里的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
“陛下，江南苏家请求举家迁往印度，辅佐四皇子李文治理恒河流域。”户部尚书奏报。苏家是李文母亲的母族，世代经营丝绸生意，在江南颇有势力。
李砚沉吟片刻，准了。苏家迁到印度，不仅能帮李文发展丝绸产业，还能带动江南的工匠、商人跟着去，形成规模效应，让恒河流域更快地融入大秦的经济体系。
果不其然，苏家迁到印度后，很快就在恒河边建起了巨大的织锦坊，用当地的棉花与中原的丝线，织出了既有异域风情又符合中原审美的锦缎，畅销西域与中原，为李文的封地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这种“以母族带势力”的模式，渐渐成了大秦扩张的新路径。朝廷不用耗费太多兵力，只需通过一场联姻、一次分封、一次迁徙，就能将地方势力转化为开拓边疆的力量，既减少了内部矛盾，又增强了边疆实力，可谓一举多得。
当然，这其中也并非没有隐患。母族势力在封地坐大，难免会与皇权产生冲突。李砚早已想到这一点，他在分封时就定下规矩：母妃不得干预军政要务，母族势力必须接受当地官府的管辖，重要官职必须由中枢任命的官员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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