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上，朱迪钠的讲述进入了对安南统治的反思阶段。
“随着张辅和沐晟的协力作战，安南的战事最终以明军的胜利告终。”朱迪钠说道，“黎氏父子被擒，押送京师。然而，一个关键问题摆在了永乐皇帝面前：如何统治这片新征服的土地？”
画面中出现了安南的地图，上面逐渐覆盖了大明的旗帜。
“由于黎季犁父子对陈氏王族进行了残酷的清洗，加上战乱影响，陈氏的直系后裔确实难以寻访。”朱迪钠解释道，“在这种情况下，直接设立流官统治，建立交趾布政使司，似乎成了唯一的选择。永乐五年，大明正式在安南设立三司，将其作为行省直接管辖。”
但他随即话锋一转，指出了其中的困境：“然而，不得不说，在明初，对于云南、贵州乃至安南这类边疆、民族情况复杂的地区，仅仅设立布政司派遣流官，而没有一位有分量的亲王，或者像沐家镇守云南那样拥有巨大威望和实力的强势家族长期坐镇，统治是极难稳定的。”
“安南，就此成了永乐皇帝在位二十多年间，一块始终无法彻底消化，却又舍不得放弃的‘牛皮糖’。”朱迪钠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明军主力一撤，当地的反抗就此起彼伏；朝廷赋税征收困难，行政管理阻力重重。整个永乐时期，安南地区大规模的叛乱就发生了数次，小规模的骚乱更是连绵不绝。大明需要不断投入兵力、财力去维持统治，消耗巨大，得到的回报却远低于预期。”
画面中出现了明军镇压安南反抗，以及当地百姓艰难生活的场景，凸显出统治的艰难。
“可以说，”朱迪钠总结道，“永乐大帝凭借强大的国力强行咽下了安南这块土地，但他的肠胃（行政和同化能力）却始终无法很好地消化它，导致这块疆土成了帝国一个持续流血的伤口，咽不下去，吐出来又不甘心，处境十分尴尬。”
天幕下，朱元璋听着朱迪钠对安南统治困境的分析，脸色凝重。他看向殿下的朱标和朱棣，目光又扫过其他皇子以及文武大臣，沉声开口，语气中带着一丝为自己政策辩护的意味：
“你们都听到了？后世子孙觉得直接派流官管不住那些边远之地！咱当初为何要封建诸王，镇守边疆？就是因为自宋末以来，中原沦于异族之手几百年，南北东西，风土人情各异，人心涣散！若不派咱的儿子，咱的骨血去坐镇，如何能尽快收拢人心，稳固疆土？靠那些几年一任、不知根底的流官吗？”
他这番话说得掷地有声，仿佛在向所有人强调他分封藩王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然而，站在文臣班列中的李善长，低垂着眼睑，心中却是一阵嘀咕：“陛下啊陛下，您总是有您的道理。可您就没仔细想想，您这藩镇设下去，是好是坏？边镇是稳固了，可也养出了燕王这般……（他不敢细想）又如那沐英，虽是义子，其子沐晟在云南，俨然已是半独立的格局。这说明什么？说明封亲儿子，可能觊觎中枢大位；反而是沐英这等毫无血缘的干儿子，因为根基全仰仗皇室，反而更能安心镇守边陲，更为可靠一些……”
当然，这番大逆不道的心思，李善长是万万不敢表露分毫的，只是将其深深埋藏在心底，脸上依旧是那副恭谨聆听圣训的模样。
天幕上，朱迪钠的讲述进入了永乐朝的另一个重要阶段。
“虽然坐上皇位的过程充满了争议，但不可否认，在永乐七年之前，整个大明帝国相对而言是风平浪静的。”朱迪钠评价道，“尤其是随着郑和船队带回帖木儿帝国陷入内乱、再无东顾之力的确切消息后，朱棣肩头最大的外部威胁终于解除。他利用这宝贵的七年时间，大力恢复因靖难之役而损耗的国力，整顿内政，使得帝国从内战的创伤中逐渐喘过气来。”
画面中出现了百姓农耕、商旅往来、朝廷颁布休养生息政策的景象。
“然而，表面的平静下，北方的隐患却在滋长。”朱迪钠话锋一转，“靖难之役的一个深远恶果，在辽东逐渐显现。当年为了对抗建文朝廷，朱棣通过计谋和裹挟，将原本镇守大宁的重镇——包括能征善战的朵颜三卫在内的近十万精锐，整体搬迁到了北平地区。这一举动虽然壮大了他‘靖难’的力量，却也导致整个辽东防线瞬间空虚，失去了最可靠的一支机动作战力量。”
“与此同时，”朱迪钠继续道，“在洪武年间被多次沉重打击、几乎一蹶不振的北元势力，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竟然再次死灰复燃。虽然他们内部也分裂成了瓦剌和鞑靼两部，彼此争斗不休，但在面对明朝时，依然共尊一个名义上的大汗，并不时南下，侵扰大明边境，劫掠人畜，成为了北方新的边患。”
画面中出现了蒙古骑兵在草原上集结，以及他们袭击大明边境堡寨的场景。
“面对北元的再次寇边，此时仍坐镇南京（尚未正式迁都）的永乐皇帝朱棣，决定给予强有力的回击。”朱迪钠说道，“他派出了靖难功臣中的重量级人物——淇国公丘福，并配属了王聪、火真、王忠、李远等一批侯爵将领，率领十万大军，北征鞑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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