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的晨雾如纱帐般轻薄，却无法遮掩贡院内那股沉重的紧张气息。苏明远在狭小的号舍中醒来，身体的酸痛提醒着他昨夜在木板上度过的漫长时光。但真正让他不安的，并非肉体的疲惫，而是内心深处那种微妙的变化——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悄然生长，又有什么东西在无声消散。
胥吏分发早餐的声音在院中回响，依旧是那碗稀薄的米粥，依旧是那几片萝卜叶子。但苏明远却在这简陋的食物中品出了某种仪式感，某种属于这个时代、这个制度的独特韵味。他开始明白，科举不仅是知识的考核，更是一种精神的洗礼，一个将不同背景的读书人塑造成统一模式的庞大机器。
今日考策论，隔壁传来那熟悉的声音，兄台可有把握？
苏明远放下瓷碗，轻声回应：策论较之经义，或许更有发挥空间。
话虽如此，那声音中带着一丝忧虑，但策论最是考验见识。若论及时政，一个不慎，便可能触犯忌讳。若言论过于保守，又难以显现才华。这个度，实在难以把握。
这番话触及了苏明远内心深处的矛盾。在现代的学术环境中，他习惯了自由的思辨，习惯了对政治问题的深入分析。但在这里，政治敏感性比学术深度更为重要。一篇再精彩的策论，若是触犯了某些不可言说的底线，也只能换来灭顶之灾。
收卷的钟声响起，第二场考试正式开始。胥吏分发试卷时，苏明远的心跳不由得加快了几分。这不仅是因为紧张，更是因为某种期待——他渴望在策论中展现自己的政治见解，同时又担心这种展现会暴露太多来自另一个时空的痕迹。
试卷展开，题目映入眼帘：
当今天下，外有强敌窥伺，内有冗官冗费，朝廷财政日益艰难。有司建议开源节流，或增赋税，或减官员，或兴商贸，或抑豪强。试论其得失，并提治理之策。
看到这道题目，苏明远的心情复杂得难以言喻。这正是北宋初年面临的核心问题——财政危机。在那个遥远的现代，他曾经从经济史的角度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对其背后的结构性矛盾有着深刻的理解。
但现在，他需要以一个古代考生的身份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不能展现出超越时代的预见性，不能使用现代经济学的概念，更不能暴露对历史发展趋势的了解。他必须在当时的知识框架内，提出既有见地又不失稳妥的建议。
苏明远凝视着题目，脑海中浮现出两套截然不同的分析思路。一套来自现代的经济学理论——从财政收支结构、税收制度效率、官僚体制成本等角度进行系统分析。另一套则是古代士大夫的传统思维——从德政仁治、节俭爱民、选贤任能等儒家理念出发。
这两套思路就像两股暗流在他心中交汇、碰撞、融合。最终，他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点——用古代的语言包装现代的见解，在传统的框架内展现超前的洞察。
他提笔写道：
臣闻治国之道，在于开源节流，然开源节流之本，在于顺天时、察民情、明政体。当今财政之困，表面观之，似乎在于入不敷出；深层察之，实乃政事失调之征也。
这个开头既点明了问题的本质，又暗示了自己的分析将超越表面现象。苏明远继续写道：
夫增赋税者，虽能一时充盈国库，然若不察民力，不顾时序，则竭泽而渔，民生凋敝，国本动摇。昔商纣王重赋于民，终致天下叛离；齐景公好聚敛，遂使齐国衰微。古之明君，皆知赋税之法在于量入为出，因时制宜。
在这段论述中，苏明远巧妙地融入了现代税收学中拉弗曲线的思想——过度征税会导致总税收的减少。但他用的是古代的语言和历史典故，完全符合当时的表达习惯。
写到这里，他停顿了片刻，内心涌起一种奇妙的感受。他发现自己正在做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将两个时空的智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现代的理性分析为他提供了深刻的洞察力，古代的文化传统为他提供了恰当的表达方式。
但这种融合的过程，也是一个微妙的转变过程。当他习惯了用古代的概念思考现代的问题时，这些现代的见解是否还保持着原有的锐利？当他学会了在传统的框架内表达创新的思想时，这种创新是否还具有颠覆性的力量？
这些问题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但很快就被答题的紧迫感所压制。他继续写道：
至于减官员者，亦当审慎。夫冗官之患，不在于官多，而在于官不得其人，事不得其理。若徒减其数而不择其质，则政务废弛，民生无依。不如选贤任能，量才录用，使一官能抵三官之用，一事能解众事之忧。
这段论述体现了现代管理学中效率优于规模的思想，但表达方式完全古典化了。苏明远意识到，自己正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一种独特的能力——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自由切换，在不同的知识体系中灵活穿梭。
论及商贸时，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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