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上海，改革春风刚吹过黄浦江，人心躁动。程鹤宇站在外滩老海关大楼的阴影里，望着对岸浦东方向稀疏的灯火。他推了推金丝眼镜，手中的大哥大沉甸甸的，像一块黑砖。
“程先生，钱总到了。”身后传来低沉的声音。
程鹤宇转身，看到钱景尧从一辆黑色奥迪100里出来，穿着九十年代初流行的双排扣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眼神里有着与年龄不符的阴鸷。
“领导。”程鹤宇点头致意。
“鹤宇，计划有变。”钱景尧直入主题，声音压得很低，“谭笑七比我们想的狡猾。他提前把北京公司的现金转移了，还向工商银行申请了紧急贷款。”
“那我们还要进行第三步吗？”程鹤宇问，这时通讯基本靠电话和传呼机，监控摄像头还很少见，这给了他们行动空间，但也意味着信息传递缓慢，风险不可控。
钱景尧点燃一支中华烟，深吸一口：“不仅要进行，还要升级。谭笑七以为靠银行就能救他？我要让他知道，有些规则不是写在纸上的。”
两人走进附近一家国营饭店的包间，服务员上完菜后就退了出去。钱景尧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手绘的地图，摊在油腻的桌面上。
“这是智恒通北京公司的办公地点，”钱景尧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下个月十五号，他们要在这里举办大型商展，向外国客户展示从德国西门子新进口的医疗设备。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程鹤宇仔细看着地图。1992年的北京，三环路还没全线通车，大部分地区仍保留着老城风貌。智恒通的办公楼位于朝阳区一栋高层建筑里。
“我们的目标是破坏这场商展，让智恒通在外国客户面前彻底丢脸。”钱景尧的眼神变得锐利，“鹤宇，我知道你有顾虑。但你要明白，谭笑七抢了我的未来。”为了拉拢程鹤宇，钱景尧不惜告诉对方自己被谭笑七亲手骟了的事实。
程鹤宇沉默。1992年，市场经济刚刚被确立为改革方向，无数人下海经商，规则模糊，底线模糊。
“我们需要更精细的计划。”程鹤宇最终开口，“现在不比以前，公安系统正在改革，对刑事犯罪打击力度加大。我们不能留下明显的证据。”
“所以需要你的头脑。”钱景尧拍拍程鹤宇的肩膀，“我在深圳认识一些人，能搞到‘特殊设备’。但如何运进北京，如何实施，需要你设计。”
程鹤宇推了推眼睛，他擅长计划，擅长规避风险，但钱景尧这次的疯狂程度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
“给我三天时间，我需要实地考察。”程鹤宇说。
“可以。但记住，时间不等人。”钱景尧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给程鹤宇，“这是活动经费。用现金，不要留记录。”
此时银行转账监控还不严格，现金交易仍然是主流。程鹤宇接过信封，感受着里面厚厚一沓百元大钞的重量。他知道，一旦打开这个信封，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北京，1992年深秋。
邬总站在刚修好的智恒通北京公司电梯门口，看着工人们悬挂“中德医疗设备合作展”的红色横幅。年轻的邬总穿着一身秋装，头发乌黑，眼神锐利。
“邬总，德国代表团的行程确认了，下月十五号上午十点准时到。”虞和弦过来报告，手里拿着传真纸。这时传真机是最先进的通讯设备之一。
“安保安排得怎么样？”谭笑七问。
“派出所已经报备了，展会期间会增派两名民警执勤。另外，我们雇佣了六名保安，三班倒。”虞和弦顿了顿，压低声音，“还有，吴大哥说钱景尧那边有动静。我们的人在上海看到他最近频繁活动，似乎在准备什么。”
邬总冷笑。1992年的商业竞争，已经不只是价格战和质量战，更演变成了情报战和资源战。自从谭总骟了钱老后，就知道钱景尧不会善罢甘休。前两个月的几起“意外”都指向钱景尧，但证据不足。
“加强内部防范，特别是对陌生面孔。”邬总吩咐，“另外，通知德国方面，把最重要的设备延期一天运到，放在秘密仓库。展会上只放样品和模型。”
“谭总，您怀疑钱景尧会派人直接破坏设备？”
“我不怀疑，我确定。”邬总望向南方，仿佛能看见钱景尧那张因仇恨而扭曲的脸，“1992年是个转折点，有人想靠本事吃饭，有人还想用老手段。钱景尧属于后者。”
虞和弦离开后，邬总回到办公室，从保险柜里取出一台摩托罗拉蜂窝手机，一分钟后收到回复：“鱼已游入网，等待收网时机。”
邬总脸上露出一丝冷峻的微笑。1992年的商战，比的不仅是金钱和关系，更是信心和耐心。钱景尧以为自己在暗处，却不知道谭笑七已经在他身边布下了吴德瑞的人，掌握了钱景尧的大部分动向。
但谭笑七不知道的是，程鹤宇已经察觉到这个眼线的存在，并将计就计，提供了一些半真半假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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