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顾昭在山西运筹帷幄，以雷霆手腕和无双智计，将桀骜不驯的晋商集团彻底收编为自己全球战略棋盘上的一枚棋子之时，他的另一盘更为宏大、也更为凶险的棋局，正在千里之外的中原大地上，悄然结出了一枚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奇特果实。
这枚果实，关乎着数千万流离失所的饥民的命运，也关乎着大明帝国那早已糜烂不堪的腹心之地，是否还有枯木逢春、浴火重生的可能。
镜头，从太原府那充满了金钱与权谋气息的会馆，拉回到黄河之南，那片被战火与饥荒反复炙烤的河南大地。
在这里，一条由顾昭亲手划定的、长达数百里的“隔离带”，如同一道巨大的疤痕，横亘在官军控制区与流寇活动区之间。而在这道疤痕的两侧，正上演着两幕截然不同、却又通过无数条看不见的丝线紧密相连的人间活剧。
“隔离带”的北侧，隶属于顾昭直接管辖的区域，呈现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充满了勃勃生机的秩序感。
数月之前，那几万名从各路官军中收编而来、早已兵痞化、被视为包袱的溃兵，此刻已经彻底换了一副模样。在数百名来自镇北军、如同铁铸模具般严苛的基层军官的整训与管理下，他们被重新组织起来，脱下了那身破烂的鸳鸯战袄，换上了统一的灰色工装，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效率惊人的“屯垦建设兵团”。
他们不再需要为下一顿饭在哪里而发愁，也不用再担心被克扣军饷。在这里，实行的是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下的计工分制度。每天，天刚蒙蒙亮，伴随着悠长的起床号声，一个个方阵便开赴向广阔的荒野。
曾经被废弃的卫所，被他们重新加固，变成了一座座棱角分明、火力交叉的坚固堡垒；堡垒与堡垒之间，被新修的、足以并行四轮马车的宽阔道路连接起来，形成了一道坚实的防御网络；而在堡垒的后方，大片大片曾经长满荒草的土地，被重新开垦出来，犁出了整齐的田垄，播撒下了耐旱的冬小麦和豆种。
这些昔日里一听到“劳作”二字就头疼的兵痞，此刻却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因为顾昭颁布的《屯垦条例》上用最简单明了的白话文写着：凡参与屯垦者，顿顿管饱，按月发饷。而开垦出来的土地，在服役三年之后，将有三分之一，会作为私产，永久性地分给他们！
能吃饱饭，有安稳觉睡，未来还能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可以传给子孙后代——这个在乱世之中简直是奢望的承诺，像一剂最强效的强心针，注入了每一个士兵的内心。他们手中的锄头和铁锹，挥舞得甚至比昔日的腰刀还要卖力。昔日的死气沉沉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脚踏实地、为自己未来而奋斗的灼热希望。
与“隔离带”北侧这片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侧，那片被顾昭“赐予”闯王李自成，并美其名曰“绥靖区”的广阔天地。
李自成无疑是这片区域唯一的“王”。
他利用顾昭“赞助”的那一批批精良武器，迅速武装起自己的核心部队，并且如同滚雪球一般，将盘踞在河南境内的其他小股流寇，如“乱世王”、“扫地虎”之流，或吞并，或击溃，迅速统一了这片区域的暴力。他麾下的兵马，在短短数月内，已经号称“二十万”，声势浩大，一时无两。
然而，扩张与破坏，同治理与建设，完全是两个概念。
李自成并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建立一套有效的、可持续的统治秩序。他的“治理”，简单粗暴到了极点。那就是延续着流寇的传统本能——“打富济贫”。他率领着手下那些嗷嗷待哺的饥民士兵，冲进一个个地主、劣绅、富商的坞堡和宅院，将他们积攒的粮食和财富洗劫一空，然后开仓放粮。
这种做法，无疑在短期内极大地收拢了人心，让无数濒临饿死的饥民将他视为“救星”，高呼着“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踊跃加入他的队伍。他的治下，呈现出一种混乱不堪、却又充满了野性生命力的奇特状态。这里没有法律，唯一的秩序，就是闯王本人的意志和他的刀。
可是，这种竭泽而渔的模式，注定无法长久。当地主劣绅被杀光、他们的存粮被吃光之后，新的问题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土地无人耕种，商业彻底断绝，李自成所控制的区域，变成了一个只消耗、不生产的巨大漩涡。
于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怪异的人口流动，开始在这道“隔离带”的两侧，大规模地发生。
最初，只是零星的现象。一些在“绥靖区”里，既不是闯王嫡系，又分不到足够粮食的普通饥民，或是那些在流寇内部残酷的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老弱病残，他们拖家带口，冒着被闯王巡逻队砍头的风险，悄悄地靠近“隔离带”的防线。
他们不是来进攻的，而是来“投奔”的。
他们扒在那些由镇北军指导屯垦兵团设立的、用带刺的藤蔓和木桩制作的简易“铁丝网”上，伸出枯瘦的手臂，用嘶哑的喉咙哭喊着，哀求着对面的官兵能够给一口饭吃，能够收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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