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块雷击木的完成，像在小院的平静湖面投入了一颗石子。涟漪不大，却持续扩散。
宋志学将它放在茶室的东窗下，那里晨光斜射的时间最长。随着光线的移动，那块深黑的木头会展现出不同的面貌：清晨时它沉郁如古井，正午时隐约的金红色纹理会浮现，傍晚时分则几乎融进暮色，只剩那处琉璃质的区域幽幽反光。每个经过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多看几眼，但很少有人开口评论——它似乎超越了“好”或“不好”的评价体系，只是一种“存在”。
秦建国倒是每天都会在它面前站一会儿，有时伸手摸摸，有时只是看。第三天早晨，他忽然对正在煮茶的宋志学说：“它少了点什么。”
宋志学心头一紧：“师父觉得哪里不对？”
“不是不对。”秦建国摇摇头，“是太‘完满’了。你把它处理得太干净，太像一件‘作品’了。”他走到窗边，手指悬在那块木头上方，“雷击木是什么？是天灾地变的见证。它身上应该带着那种……蛮荒的、未被驯服的气息。你现在的处理，把它从荒野请进了客厅，擦了脸，梳了头，体面了，但也软了。”
这话像一盆冷水，浇得宋志学有些发懵。他花了近一个月，用最精细的手法打磨这块木头，正是为了呈现那种“沉静的尊严”。难道做错了？
秦建国似乎看穿他的心思：“我没说你做错了。只是提醒你，后面四块，别都照这个路子走。有的料子需要精细打磨，有的也许只需要扫去浮尘，保留最原始的状态。关键是……”他顿了顿，寻找着词语，“关键是让每一块料子，都保持它自己最‘像自己’的样子。不是你认为它应该成为的样子。”
这话让宋志学陷入更深的思考。他意识到，自己确实在无意识中，将某种审美标准强加给了这块木头——他希望它“美”，希望它“有品位”，希望它在博物馆的展台上“镇得住场”。而这些期望，可能恰恰遮蔽了木头本身想要诉说的东西。
那天下午，宋志学没有继续工作，而是搬了把凳子，坐在那五块雷击木前，重新看，重新感受。他试图剥离自己所有的预设和判断，只是“看”。看着看着，他忽然发现：每一块木料，其实都在“反抗”他最初的设计。
最大那块，他原想做成类似山水的形态，但木头本身的扭曲走向，其实更接近某种挣扎的姿态——不是静止的风景，而是动态的瞬间。
表面焦痕最重的那块，他原想磨平焦黑的部分，露出下面相对完好的木质。但现在他意识到，那些焦痕本身就是故事，是火焰亲吻过的印记，为什么要抹去？
颜色最深、有着蛛网金纹的那块，他原想突出那些金色的纹理，做成装饰性很强的效果。但那些纹理的美丽，恰恰在于它们深藏在黑暗之中，若隐若现。如果全部暴露，反而失了神秘。
第五块，也是形状最不规则的一块，他甚至还没想好要如何处理。它像一块从大地深处挖出的骸骨，布满孔洞和裂隙，脆弱得似乎一碰就碎。
宋志学坐了整整一下午。黄昏时分，他站起来，没有去拿工具，而是找来一张大纸和炭笔，开始快速素描——不是画具体形态，而是画“感觉”。他用粗犷的线条捕捉那种蛮荒感，用浓淡不一的炭粉表现质地的对比，用留白暗示那些看不见的力量。
素描完成后，他把它贴在工棚的墙上。然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暂时不动任何一块木料，先为每一块写一段“独白”——以木头的口吻，讲述它可能经历的，以及它现在想要成为的。
这个想法得到了王娟的大力支持。她甚至提议，可以在最终的作品展示中，将这些文字（经过精炼后）作为辅助材料，让观众不只是“看”作品，还能“读”到作品背后的生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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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宋志学重新调整创作方向时，小院迎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访客。
那天是周六上午，拍摄团队正好在。赵摄影师在院子里架着机器，捕捉李强劈紫檀木料的细节——坚硬的紫檀在斧刃下迸出火星，木屑不是飞扬，而是沉重地坠落。忽然，院门被轻轻推开，一个背着画夹的年轻人探进头来。
“请问……这里是北木吗？”年轻人二十出头，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头发有些乱，眼神里带着试探和好奇。
沈念秋正在晾晒刚洗好的工作服，闻声走过去：“是的，你找谁？”
“我……我是美术学院的学生，学雕塑的。”年轻人有些局促地递上一张学生证，“我叫周明。我在省报上读到王娟老师写的关于北木的文章，后来又听系里老师说，你们在和博物馆合作做一个展览……我特别感兴趣，能不能……参观一下？就一会儿，不会打扰你们工作。”
这时王娟也从茶室出来了。她认出那篇文章正是自己写的，便走过来：“你好，我是王娟。”
周明眼睛一亮：“王老师！您的文章写得太好了！我读了三遍，尤其是关于‘状态’和‘静气’那部分，我觉得特别有启发。我们课堂上总在讲形式、讲观念，但很少讲做东西的人本身应该处在什么样的‘状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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