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像长了翅膀，早就飞遍了小姬庄。
二柱子他们几个闻着味儿就候在门口了，一个个伸长了脖子，跟池塘里等着喂食的鸭子似的。
他们脸上挂着那种既想看热闹又想当好人的表情，嘴角撇着，眼角耷拉着。
快嘴王婶的手指头在衣襟上蹭来蹭去，肚子里那些“为队里着想”、“为大伙考虑”的话，早就憋得像要爆炸的气球。
姬永海没给他们放气的机会。
他像早就排练过百八十遍似的，抢在所有人前面跨进了大队部的门槛。
屋里光线暗得很，弥漫着一股劣质烟草和旧纸张混合的怪味，呛得人鼻子发酸。
他走到那张掉了漆的长条木桌前，桌子上的木纹里嵌满了黑泥，怎么擦都擦不掉。
他没有丝毫迟疑，双手把那张承载着“首荐”荣光的成绩报告单递到张同志面前。
纸张在昏暗中仿佛也透着光，那上面的红“优”字，像一盏盏小灯笼。
校长适时地往前凑了一步，他那件灰色的中山装袖口磨破了边，可他的声音洪亮得像敲锣：
“张同志，姬永海同学不仅毕业成绩全优，初中三年，年年都是三好学生！
这份坚持和品学兼优，在咱们整个福缘公社，那都是独一份！打着灯笼都难找！”
他的话语在小小的屋子里撞来撞去，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
接着，姬永海在众人的注视下，翻开了那本磨损严重的蓝皮工分簿。
他翻得很慢，手指在纸页上轻轻摩挲着，像是在抚摸什么宝贝疙瘩，然后稳稳地摊开在张同志面前的桌面上。
那发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和简短的记录挤得满满当当，像一群排队的蚂蚁：
“腊月廿三，帮队里挑粪，从牛棚到南洼粪场，往返廿趟，记8分。”
那字迹被冻得有点歪歪扭扭，墨迹里还带着冰碴子似的。
“夏至后三日，抢收麦子，第三生产小组，顶烈日割麦三亩整，记15分。”
纸页上有块淡淡的汗渍，晕开了几个字，像朵模糊的花。
“平日放晚学后，割麦子两畦，放中学喂队里牲口（大牛三头、小黄牛一头），记2分。”
每周割牛草120斤，记3分。
字写得小，挤在一起，透着股子认真劲儿。
“芒种前，罱河泥（小姬庄河西段），耙泥塘，半天，记6分……”
……
纸页边缘沾着点黑泥，洗不掉，成了永久的印记。
一桩桩，一件件，清晰得如同刻在青石上的碑文。
日期、内容、工分数目，分毫不差。
那些数字，是他用无数个清晨的寒露、正午的毒日头和傍晚的蚊蚋换来的。
是他从沉重的农具和刺鼻的粪土里一厘一毫抠出来的，每一个都浸着汗，沾着泥，带着他手掌的温度。
“这是……”
张同志显然有些意外，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镜片滑下来一点，露出他那双惊讶的眼睛。
他身体微微前倾，拿起那本工分簿，手指在纸页上慢慢划过，像是在抚摸一段沉甸甸的时光。
突然，他抬起眼，目光穿过镜片，锐利得像把镰刀，看向站在桌前的少年：
“这些……都是你挤出时间干的？课余？还有寒暑假？”
姬永海点了点头，嘴唇抿得紧紧的，没说多余的话。
汗水顺着他棱角分明的额角往下淌，像一条条小蛇，滑过脸颊，砸在脚下的泥地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像一个个无声的惊叹号。
昏暗中，他额前那绺被太阳晒得有点发焦的卷头发，被汗水濡湿了，贴在眉骨上方，像块倔强的补丁。
门口的二柱子等人，脸上的表情像被打翻的染缸，红一阵白一阵，最后变成了尴尬的青灰色，跟大队部的土墙一个色。
他们张了张嘴，那些早就在舌尖上滚了几百遍的“道理”和“担忧”，此刻却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喉咙，吐不出，咽不下，堵得胸口发闷，烧得嗓子眼发疼。
快嘴王婶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脖子，像是怕被什么东西咬到似的，脚底下悄悄挪了半步，想把自己藏在别人身后。
二柱子手里那根不离身的旱烟杆，不知何时已经耷拉了下来，烟锅子里的火星子有气无力地跳了两下，就灭了，像只死了的萤火虫。
当天傍晚，火烧云把半个天空都烧红了，像泼了一地的血，连南三河的水都被映得红通通的，河面上飘着的水草，都像是红绸子。
大队部房檐下那个蒙着厚厚一层灰的铁皮喇叭，突然“滋啦滋啦”地怪响起来，像是个垂死的人在咳嗽，打破了小姬庄惯常的暮色宁静。
紧接着，传出的不是队长沙哑的派工通知，而是县广播站播音员那字正腔圆、清晰得有些陌生的普通话，像一股清泉，突然浇在了冒烟的柴火上：
“……下面播报一则来自我县教育局特约通讯员撰写的教育战线上的先进事迹。
本县福缘公社中心中学初中毕业生姬永海同学，品学兼优，成绩突出，连续三年荣获‘三好学生’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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