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秋
外贸部的办公室，午后阳光漫进来，在桌面上铺开一层浅金。
苏禾站在窗前，指尖捏着一份厚厚的项目草案，纸张边缘早已被反复摩挲得发毛、发软。
这或许是自己职业生涯里，最后一个牵头的大项目了。
她想把这个项目做成，为这些年的外贸生涯，画上一个圆满句号。
八十年代中期的华国，天空正迫切需要更多“银鹰”翱翔。
民航运力捉襟见肘，航线开拓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人们想要“走出去”的热情。
可真要向波音、空客这些西方厂商购买现代化客机，一架就得数千万美元。
这时候国家外汇储备紧张得很，每一分钱都得掰成八瓣花，这么大一笔支出，实在难以承受。
可客机的需求又是实打实的，迫在眉睫。
苏禾把目光投向了北方的邻居，苏联。
苏联航空工业的明珠，图-154中程客机，进入了她的视野。
这款飞机在乘坐体验上确实比西方客机稍逊一筹，但胜在皮实耐造、可靠性强，最关键的是，价格要低廉得多。
更重要的是，苏联国内轻工业品长期匮乏，对华国生产的暖水瓶、羽绒服、水果罐头、毛毯毛巾这类日用品，有需求。
这也意味着，谈判有了筹码。
一个大胆到近乎异想天开的构想，在苏禾脑海里出现。
不动用国家宝贵的外汇储备，就用我们自己生产的这些日用轻工品，去换苏联的大飞机。
用“华国制造”，换回翱翔天际的“钢铁银鹰”。
这个构想是她提出来的，担子自然也落到了她所在的团队肩上。
消息传出去，不少人嗤之以鼻，压根不看好。
“用暖水瓶换飞机？苏副处长这是之前几个项目谈顺了，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了？”
“那些破玩意儿才值几个钱？人家苏联人能那么傻，拿大飞机跟你换？”
“异想天开”这四个字，几乎是明晃晃地贴在了她的脑门上。
好在二处处长周建业顶住了这些质疑声，给了她最坚定的支持。
他的理由很务实，也很有说服力：“国家确实急需飞机。谈，不一定能成；但要是连谈都不谈，那肯定没半点希望。就算最后没成，我们也积累了经验，摸清了路子，没什么损失。可万一成了呢？”
这“万一”两个字，藏着沉甸甸的希望，更是实打实的责任。
有意思的是，部里不少老成持重的前辈摇头不看好，年轻人们却被这个前所未有的挑战点燃了热情。
他们从这个项目里嗅到了开拓的气息，看到了一片能尽情施展抱负的全新战场。
“苏副处，这个项目太带劲了！算我一个行不行？”
“就是！跟老外谈钱谈合同都谈腻了，这回用罐头换飞机，听着就热血沸腾！”
“苏副处，我之前负责过轻工品出口，对这一块熟得很，我能帮上忙！”
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凑过来，眼里闪着光，主动请缨。
苏禾自然乐见其成，这个项目超出了常规外贸谈判的范畴，它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超大规模的跨国易货贸易系统工程，牵涉航空、轻工、纺织、食品、运输等几十个行业，要协调中央与地方、计划与生产、质量与交割等无数环节，正需要这样一群有干劲、有想法的生力军。
苏禾低头看了看手中凝聚着自己初步思路的草案，又抬眼望向窗外渐深的秋意，再瞅瞅办公室里这些跃跃欲试的年轻同事，心里那点因外界质疑而泛起的波澜，平息下去。
路都是人走出来的。
既然方向没错，那就一步一个脚印，把这条没人走过的路，踏成通途。
“好，那我们，就从现在开始。”
作为项目实际的核心，苏禾带领团队刚迈出第一步，撞上了第一个硬钉子，计价。
飞机和暖水瓶，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怎么放在同一个天平上衡量？
这个看似荒谬的问题，却是谈判桌上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
光是计价货币的选择，就先卡住了所有人：用美元？用苏联的卢布？还是用人民币？
每一种选择背后，都牵扯着复杂的汇率换算和各方的利益考量。
会议室里，各方意见争执不下，讨论了大半天也没个结果。
“不能跟着他们的节奏走。”散会后，苏禾对沈蔓、李卫冬，还有几个新加入的年轻人说，“我们得另辟蹊径。”
接下来的日子，项目组几乎成了部里的“常驻资料室”。
苏禾领着团队，一头扎进了堆积如山的文件报告里，调动所有能想到的渠道，搜集了大量关于苏联国内经济状况、商品流通体系、民众消费习惯的内部资料和学术报告。
办公室里，除了讨论声，就是噼里啪啦的计算器按键声，一张张稿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据、对比和推算。
他们这儿，也成了部里每天下班最晚的办公室。
连续一个多月的高强度分析和测算，一个关键信息浮出水面：苏联官方公布的汇率，与其国内民用消费品的实际购买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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