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途汽车碾过最后一段颠簸的国道，终于慢悠悠滑进郑州汽车站的站台。
车门刚“吱呀”打开，王善美已经攥紧了衣角站起身，眼底的急切像要冲破眼眶——他总觉得多耽搁一秒，藏在暗处的真相就会多一分消散的可能。我背着装着证件和水的行囊，一拐一拐的尽力跟上他的脚步，鞋底踩过车站潮湿的地面，溅起细小的泥点。
车站里满是嘈杂的人声，检票员的吆喝、旅客的争执、行李箱滚轮的摩擦声裹在一起，让人有些喘不过气。
王善美从西装内袋里摸出那张字条，纸面被之前的雨水浸得发皱，边角泛着软塌的毛边，上面的字迹也晕开了几分，却仍能看清核心信息。他指尖轻轻摩挲着纸面，低声重复：“1989年7月16日，郑州火车站，穿红毛衣的孕妇……”
“时间对得上，咱们直奔火车站。”我拍了拍他的胳膊，打断了他的出神。
王善美点点头，将字条对折再对折，仔细塞进内袋贴胸的位置，他感觉那不是一张纸，而是撬动整个案件的钥匙。随后他抬眼辨了辨方向，带着我穿过人流，向郑州火车站奔去。
郑州火车站的广场上，人潮像流动的河。拖着大号行李箱的旅人匆匆赶路，额角沁着汗；卖烤红薯、矿泉水的小贩扯着嗓子吆喝，声音盖过周围的喧闹；还有几位老人坐在花坛边，怀里揣着车票，眼神慢悠悠地望着来往的人。
王善美和我挤在人群里，目光像细密的网，扫过每一个擦肩而过的身影，生怕错过那抹关键的红色。
“那边！好像有一个！”我突然停下脚步，指着售票窗口的方向。王善美顺着我的指尖望去，只见一个穿正红色毛衣的女人站在队伍末尾，双手轻轻护着小腹，隆起的弧度在宽松的毛衣下格外明显——正是我们要找的孕妇。
王善美的眼睛瞬间亮了，他压着声音说了句“我先过去”，脚步一快，几步就走到了孕妇面前。
那女人被突然出现的人吓了一跳，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手紧紧攥住毛衣下摆，眼神里满是警惕，像只受惊的小鹿。
“您别害怕，我们没有恶意。”王善美立刻放缓了语气，同时从公文包里掏出律师证，双手递到她面前，证件外壳上的“律师执业证”几个字清晰可见，“我是律师王善美，只是想向您了解一件事，和一个北京大学生有关。”
孕妇盯着律师证看了几秒，又抬眼打量王善美的神情——他眼底没有恶意，只有诚恳的急切，紧绷的肩膀才稍稍放松了些。但她还是犹豫着，声音轻轻的：“什么事？我……我不一定知道。”
“是一个叫林宇的北京大学生，让我来找您的。”王善美特意加重了“林宇”两个字。
听到这个名字，孕妇的眼神突然变了，惊讶、怀念、还有一丝藏不住的痛苦，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又很快被她压下去。
她沉默了足足半分钟，才缓缓开口：“这里人太多，说话不方便，我们去那边的小公园说吧。”
小公园就在火车站旁边，隔着一条马路，里面种着几棵高大的法桐，枝叶繁茂，遮住了大半阳光。孕妇找了个靠角落的长椅坐下，双手轻轻放在小腹上，深吸了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很大的决心，才慢慢说起了往事。
“我叫李娟，家在长垣旁边的李家庄。前年夏天，村里发大水，村东头的河沟被冲垮，露出了一座古墓。”
她的声音很轻，带着回忆的涩意，“村里几个年轻后生见了，连夜把墓里的东西挖了出来，偷偷卖给了收古董的，我男人也跟着去了，还分了几千块钱。”
“长垣”“古墓”——这两个词刚出口，王善美的身体就微微一僵，他立刻从公文包里拿出笔和本子，眼神专注地看着李娟，生怕漏过一个字：“后来呢？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李娟点点头，眼眶慢慢红了：“没过一个月，那些挖墓的后生就接二连三地出事。先是村西头的张强，晚上走路掉进水沟淹死了；再是我邻居家的儿子，突然就疯了，整天抱着头喊‘有鬼’；还有两个，出门打工的时候，说是出了车祸，连尸骨都没全找回来。”
她的声音开始发颤，指尖攥得发白：“我男人没出事，可吓得整夜整夜睡不着，总说有人盯着他。没过多久，真的有一伙人找上门，穿黑衣服，说话凶巴巴的，说墓里的东西是他们先盯上的，让我男人把卖的钱交出来，不然就‘卸他一条胳膊’。”
“那钱早就被我男人用来修房子、给我看病了，哪里还有剩下的？”李娟抹了抹眼角，“那些人不依，逼着我男人写了张欠条，还说要是不还钱，就对我和肚子里的孩子下手。我男人没办法，只能写了。后来他怕那些人真的找上门，就偷偷去南方打工，可才去了半个月，就传来消息，说他在工地摔下来，没救过来了……”
说到最后，她再也忍不住，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掉，落在手背上，滚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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