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的夏天,宜城像被扔进烧得发红的砂锅里。柏油路被太阳烤得软塌塌,脚一踩就能粘住鞋底,连街旁的老槐树都蔫了叶子,枝桠间的蝉鸣聒噪得让人心里发慌。
但长江边石化水厂围墙外,那截巨型排水管下却是片难得的清凉——这管子直径足有两米,是水厂排出地下水的主管道,管壁常年沁着潮气,一到暑天就凝满密密麻麻的水珠,顺着黑黢黢的铁皮往下滴,砸在地面的碎石子上,溅起细碎的凉雾。风一吹,连空气都裹着沁人的湿意,活脱脱一台天然空调。
我就缩在这凉雾里,背靠着湿滑的管壁。水珠时不时渗进那件洗得发白的浅灰色衬衫——这是我调去丽民服装厂办公室后,特意攒钱买的“体面衣裳”。宿舍里只有一台旧风扇,转起来“嗡嗡”响,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倒不如这排水管下,能安安稳稳捧起书。
膝盖上摊着本深蓝色封面的《英汉词典》,边角被磨得发毛,内页夹着好几张写满注释的便签纸,都是我白天在办公室整理报表、打印单据时,挤着空闲记下来的。
手指在书页上慢慢滑过,指尖还带着打印机油墨的淡香,我盯着“Garment”这个词,嘴唇轻动,声音不大却咬得极准:“Garment...服装...重音在第一个音节...”刚念完,一滴水珠正好落在“装”字旁边,晕开一个浅蓝色的圈。我赶紧抬胳膊,用袖口去擦——袖口还留着淡墨印,擦过书页后,留下一道浅浅的灰痕。
“张毅,又来这儿念洋文啦?”
傍晚时分,水厂家属院的人吃完晚饭,都搬着小马扎跑到江堤上出来纳凉。说话的是王大娘,手里摇着印着红牡丹的蒲扇,身后跟着几个摇扇的老头老太太,慢慢走了过来。
我抬头笑了笑,露出两排整齐的牙:“大娘,晚上凉快,趁天没暗多学两句。”
王大娘蹲下来,看看我膝盖上的词典,又看看我的右腿,叹了口气:“你这孩子,腿本就不利索,白天在厂里忙一天,晚上还不歇着,遭这份罪图啥?办公室的活儿多稳当,还不够你踏实的?”
旁边的刘大爷也跟着点头:“就是啊,咱这小地方,会说洋文能当啥用?你现在在办公室当差,不比以前在机修厂管钢筋钢板强?别折腾了。”
我笑了笑没反驳,只是把词典往膝盖里挪了挪,又低头念起来:“Cultural...文化...Anchor...锚点...”我知道大伙是好意,可我心里清楚,不能只满足于“稳当”。
去年从机修厂调到服装厂办公室,全靠自己肯学——吴厂长听说我的情况,又见我写得一手好字,才调我来当办公室主任。可办公室的活儿看似轻松,实则藏着竞争。自从考上电大,我就省吃俭用,在旧书摊淘了这本词典,又借了同事的成人英语教材,每天下班就往这排水管下跑,雷打不动地学。
宿舍区的半大孩子也爱凑过来。几个小子穿着背心短裤,手里攥着弹弓,围着我转圈,学我的样子歪嘴念:“英格里希!英格里希!”有的还伸手想摸词典,被王大娘拍了手背:“别捣乱!人张毅哥正经读书呢,再闹我告诉你妈!”孩子们吐吐舌头跑开,没一会儿又凑到不远处的树下,叽叽喳喳地议论,时不时往这边看,眼里满是好奇。
我不管这些,只管盯着书页。有时候念得入了神,蚊子叮在胳膊上都没知觉,直到痒得钻心才抬手拍——胳膊上早落了好几个红疙瘩,有的被挠破了皮,渗着点血珠。我随身带个小铁盒,装着最便宜的清凉油,痒得受不了了就挖一点抹上,清凉感瞬间散开,却也带着股刺疼。
这天傍晚,天比往常更热,连排水管下的凉雾都裹着暖意。我念得口干舌燥,正想从帆布包里掏水壶,身后传来一阵轻快的脚步声,还带着股淡淡的香皂味。回头一看,是翁副厂长。
翁副厂长三十多岁,大眼睛,长得白净,总穿件挺括的浅粉色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说话声音温柔,却带着让人信服的劲儿。
她是本地人,懂技术又懂管理,刚来厂里没几个月,就把车间的生产效率提了上去,大伙都服她。之前我给她送报表,她还夸过我报表做得细、字写得工整。
她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没说话,只盯着我膝盖上的词典,又看了看我胳膊上的红疙瘩,秀眉轻轻皱了皱。过了会儿,她从帆布包里掏出个绿皮风油精瓶子,标签崭新,拧开闻了闻,又拧紧,轻轻搁在我旁边的石头上:“这个比清凉油管用,防蚊也提神。你天天在这儿看书,蚊子多,别被咬坏了。”
我赶紧想站起来道谢,可右腿一使劲,一阵酸麻涌上来,身子晃了晃。翁副厂长赶紧伸手扶我:“别起来了,坐着吧,地上凉,小心腿不舒服。”她的手很软,掌心带着点温度,扶着我胳膊时,轻却稳。
“翁厂长,谢谢您...”我的脸有点红——没想到她会注意到我,更没想到会特意送风油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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