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初春的清晨，阳光带着刚褪尽的寒意，穿过街道临时清理出的小办公室窗格。玻璃上积着层灰，阳光滤过灰垢，斜斜洒在靠墙摞着的档案袋上——那些袋子泛黄发脆，边角卷着毛，像是被岁月啃过的痕迹。光柱里，尘埃打着旋儿飞，像无数细碎的精灵，正把尘封的旧事翻出来晾晒。
门外钉着块长条形的硬纸板，用红广告色写着“落实政策办公室”，风一吹就轻轻晃。
我坐在靠窗的长条形办公桌前，桌上摊着《平反通知书》和《摘帽登记表》，手里的钢笔杆磨得发亮——恍惚记得是前年赵药师送的，当时他说“写材料得有支顺手的笔”，此刻笔尖在粗糙的档案纸纤维里总卡住，每拔一下都带着滞涩的“沙沙”声，像在跟过去较劲。
空气里满是旧纸张的霉味，混着墨水的腥气，还有种说不出的味道——是来办手续的人身上带的，有期待的颤栗，也有惶恐的局促，像每一缕空气都绷着劲，等着被命运松绑。
“咚咚咚”，敲门声轻得像怕惊着什么。抬头望去，进来的多是中老年人，衣服洗得发白，领口袖口磨出毛边，却都熨得平平整整。
他们说话时腰微微弓着，声音压得低，眼神里一半是盼头，一半是被年月磨出来的警惕，每走一步都轻手轻脚，好像脚下不是水泥地，而是一碰就碎的希望。
这时，潘启明教授走了进来。他六十八了，戴副眼镜，原是宜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学者，满头银发梳得一丝不乱，发蜡的光泽在晨光里泛着淡亮，可身上的中山装肘部磨出了毛，领口也洗得发薄，露出里面打了补丁的白衬衫。
他站在门口顿了顿，目光扫过桌上的文件，手指下意识地摩挲着衣角，那动作里藏着多年的谨慎。
他递给我学院发给他的《摘帽人员登记表》时，特意慢了些。他的材料厚，从“右派”定性到下放农场的记录，一页页纸都泛着黄，有些地方还沾着褐色的水渍。
我不时抬头问：“潘老师，您当年下放的农场是‘红星’还是‘红旗’？”
“潘老师，您平反后的工作意向还是回师院吗？”起初他答的时候，腰总微微躬着，声音也轻，可问了三四次后，他的腰慢慢直了些，说话时也敢抬眼看我了，眼里的光一点点亮起来。
他的目光落在我桌角时，顿了一下——那里放着本《高中数理化自学丛书》，封皮被翻得卷了边，还有本硬纸板封面的《新华字典》，书脊用线缝了又缝。他盯着看了几秒，疲惫的眼里闪过丝微光，像蒙尘的灯芯被拨了一下，那光里有对知识的熟稔，也有对未来的盼。
等所有手续办完，我把《平反通知书》递给他，看到他的户口簿的“成分”栏里，红笔写着“教师”，代替了以前刺眼的“右派”。他双手接过去，手指抖得厉害，指节都泛了白，像是握着的不是几张纸，而是被夺走十几年的光阴。他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突然抬头，眼眶红了，却没掉泪。
办公室里暂时没人，他往前凑了凑，声音压得近乎气声：“小同志，谢谢你。你喊我‘潘老师’，不喊那些别的……你心善。”
他顿了顿，喉结动了动，眼里冒出种久违的神采——那是知识分子特有的、藏着光的神采，是在黑暗里待久了，终于见着亮的激动，“我收到师院的信了，下周就回去教书。还有个可靠的风声——大学要恢复全国招生考试了，凭真才实学考，不看成分！”
他抓着我的胳膊，力度有些大，手指因为激动而微微发颤：“你是个好青年，字写得正，心也正。别荒废了，赶紧准备！这是能真真正正改变命运的路啊！”
说话时，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划着，一会儿是横平竖直的线，一会儿是弯曲的弧，像是在写历史年表，又像是在算公式。那一刻，他不再是那个谨小慎微的“老右派”，而是个捧着火种的人，急着把光传给年轻人。
他的话像颗石子砸进我心里，“全国统一高考”这几个字在耳边响得厉害。我看着他挺直的背影走出办公室，阳光落在他的银发上，竟透着股温暖的劲，心里头像是有什么东西活了过来。
接着进来的是李工程师。他原是“反动学术权威”，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连衬衫的扣子都扣到最上面一颗，一辈子严谨得近乎刻板。
我把印着红章的《平反通报书》递给他时，他双手接得太急，别在胸前的钢笔尖一下子扎进了拇指指腹。血珠一下子冒了出来，圆圆的，透着鲜红，他却像没知觉似的，只是盯着通报书看，直到血珠滴在右下角的“1979”钢印上——血慢慢晕开，把冰冷的钢印染成了暗红，像给那段岁月盖了个带着温度的戳。
“十年……”他喃喃地说，声音发哑，“我这技术员的血，总算没白流。”
我递过一张草纸，纸糙得磨手，他接过去，轻轻擦了擦拇指，眼神里混着疼、激动，还有说不清的委屈，像憋了十年的话，都堵在喉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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