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季七月丙寅日，邵州贼寇首领王国良投降。王国良原本是湖南牙将，湖南观察使辛京杲派他驻守武冈，抵御西原蛮的侵扰。辛京杲贪婪残暴，王国良家境富裕，辛京杲便罗织死罪陷害他。王国良十分恐惧，占据武冈县城发动叛乱，与西原蛮勾结，聚集一千多人，四处劫掠州县，沿洞庭湖千里之内的地区，都遭受了他们的祸害。朝廷下诏命令荆南、黔中、洪州、桂州等道合兵讨伐，连年未能攻克。等到曹王李皋出任湖南观察使，他说：“驱使疲惫的百姓，讨伐心怀反叛的人，这并非妥善的计策。”于是他写信给王国良，信中说：“将军并非胆敢叛乱，只是为了保全性命罢了。我和将军都遭到辛京杲的诬陷，我已经承蒙圣朝洗刷冤屈，又怎会忍心再对将军动用武力呢！将军遇到我，如果不尽快投降，以后后悔就来不及了！”王国良又喜又惧，派遣使者请求投降，但仍然犹豫不决。李皋于是假扮成使者，只带了一名随从，骑马跋涉五百里，抵达王国良的营垒外，鞭打营门，大声喊道：“我是曹王李皋，特地前来接受你的投降！”营中士兵全都大惊失色。王国良急忙出门，迎接拜见李皋，请求治罪。李皋握着他的手，与他结为兄弟，随后下令将所有攻城和守城的器械全部烧毁，遣散部众，让他们回乡务农。朝廷下诏赦免王国良的罪过，并赐名“惟新”。
辛巳日，德宗遥尊生母沈氏为皇太后。
荆南节度使庾准迎合杨炎的旨意，上奏诬告忠州刺史刘晏，说他招募州兵，想要抗拒朝廷命令，杨炎从旁作证，坐实了刘晏的罪名。德宗秘密派遣宦官前往忠州，将刘晏缢杀，己丑日，才正式下诏赐刘晏自尽。天下人都为刘晏感到冤屈。
起初，安史之乱爆发后的几年间，全国户口减少了十分之八九，很多州县被藩镇占据，赋税不再上缴朝廷，朝廷的府库因此消耗殆尽。中原地区变故频繁，戎狄每年都侵犯边境，各地驻守重兵，军费全都依赖朝廷供给，耗费的钱财难以计数，这些都依靠刘晏办理。刘晏起初担任转运使时，只负责陕东各道的漕运事务，陕西各道则由度支掌管，到了晚年才兼管陕西漕运，但不久后就被罢职。刘晏精力充沛，富有智谋，善于灵活变通、调剂物资有无，将漕运和财政事务处理得精妙至极。他常常以优厚的报酬招募擅长奔跑的人，设置驿站，让驿站之间相互联络，专门探报各地物价，即使是遥远的地方，不出几天，物价信息也能传到转运使司署，因此他完全掌控了调节物资贵贱的权力，既为国家获利，又让天下百姓免受物价暴涨暴跌的困扰。刘晏常常认为：“办理各项事务，关键在于用人得当，因此一定要选择通达敏捷、精明强干、廉洁勤勉的人加以任用；至于核查账簿文书、收支钱粮等事务，即使再琐碎，也一定要委派读书人去做；胥吏只负责书写公文，不许他们随便发表意见。”他还常说：“读书人如果贪赃受贿，就会被时人唾弃，因此他们看重名声胜过利益，大多清廉自律；胥吏即便廉洁奉公，最终也无法获得显贵的地位，因此他们看重利益胜过名声，大多贪污受贿。”然而只有刘晏能够推行这些做法，其他人效仿，最终都无法比得上他。他的下属官员即使远在数千里之外，奉行他的指令也如同在他面前一般，日常起居和言语谈吐，都不敢有丝毫欺瞒。当时有权势的显贵，有时会将亲友故旧托付给刘晏，刘晏也会答应，但只会给他们相应的俸禄，按照资历正常升迁，却从不让他们掌管具体事务。他手下掌管盐场、粮仓等重要职位的官员，必定是当时选拔出的最优秀的人才。因此刘晏去世之后，掌管财赋事务而颇有声望的人，大多是他过去的下属。刘晏又认为，人口增多，赋税收入自然就会增加，因此他治理财政总是把安抚百姓放在首位。他在各道分别设置知院官，每十天或一个月，就将所辖州县的雨雪、丰收或歉收情况上报转运使司署；丰收时就高价收购粮食，歉收时就低价卖出，有时还会用粮食换取各种杂货，供给官府使用，或者运到丰收的地区出售。知院官一旦发现有歉收的苗头，就提前上报，说明某个月份需要减免多少赋税，某个月份需要救济多少灾民，到了预定时间，刘晏不等州县官员申请，就上奏朝廷，立即施行，总是能及时响应百姓的急需，从来没有延误过，不会等到百姓困顿不堪、流离失所、饿死路旁之后才去赈济。因此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户口数量不断增加。刘晏刚担任转运使时，全国登记在册的户口不过二百万户，到他任职后期，增加到三百多万户；凡是在刘晏管辖范围内的地区，户口数量就会增加，不在他管辖范围内的地区，户口数量就没有增长。起初，全国每年的赋税收入不过四百万缗，到他任职后期，增加到一千多万缗。刘晏专门采用食盐专卖制度的收入，来供给军队和国家的开支。当时，从许州、汝州、郑州、邓州以西的地区，都食用河东的池盐，由度支掌管专卖事务；从汴州、滑州、唐州、蔡州以东的地区，都食用海盐，由刘晏掌管专卖事务。刘晏认为，官吏太多就会侵扰百姓，因此只在产盐的地区设置盐官，收购盐户煮制的食盐，转卖给商人，任由商人运到各地销售，其余州县不再设置盐官。对于长江、五岭一带距离产盐区较远的地方，刘晏就调拨官盐运到那里储存起来。如果商人不来、盐价上涨，就降低价格出售，这种盐被称为“常平盐”，官府既能获得利润，百姓也不会缺少食盐。起初，江淮地区的盐利收入每年不过四十万缗，到刘晏任职后期，增加到六百多万缗，因此国家的财政开支充足，而百姓也没有陷入困顿。河东地区的盐利收入每年不过八十万缗，盐价却比海盐还要高。此前，将关东的粮食运往长安时，因为黄河水流湍急凶险，通常一斛粮食运到长安只剩下八斗，就算是完成任务，押运人员会得到优厚的奖赏。刘晏认为长江、汴水、黄河、渭水的水流情况各不相同，于是因地制宜，建造不同类型的漕运船只，训练漕运士兵，让江船将粮食运到扬州，汴船运到河阴，河船运到渭口，渭船运到太仓，在沿途的河道沿岸设置粮仓，依次转运交接。从此，每年运输的粮食有时多达一百多万斛，没有一斗一升在途中沉没。刘晏将十艘船编为一纲，派军将统领，若能十次运输都没有失误，就授予优厚的奖赏，并提拔为官。经过数次漕运之后，押运的军将无不头发花白。刘晏在扬子县设置了十个造船场，建造一艘船，拨款一千缗。有人说：“造一艘船的实际花费还不到五百缗，朝廷白白浪费了太多钱财。”刘晏说：“并非如此，谋划大事的人，本来就不该吝惜小的开支，做任何事都必须做长远打算。如今刚开始设置造船场，参与办事的人很多，应当先让他们的私人用度不受困窘，这样他们制造的官船才会坚固耐用。如果立刻跟他们斤斤计较、精打细算，这项漕运事业又怎么能长久维持下去呢！日后必定会有人嫌我拨付的钱款太多，从而削减经费；如果削减一半以下，还勉强可以维持，要是超过这个限度，漕运就无法进行了。”五十年后，有关部门果然将造船经费削减了一半。到了咸通年间，有关部门更是按照造船的实际花费拨款，不再有盈余，造出的船只越发脆弱单薄、容易损坏，漕运事业也就从此荒废了。刘晏为人勤勉努力，无论事务清闲还是繁忙，必定在当天处理完毕，从不拖延到第二天，后世谈论理财的人，都没有人能比得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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