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二十八年六月初，京城的蝉鸣刚起，瑞祥号总号的后院就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 —— 济宁漕工周老汉，带着水手张二、搬运工刘五，还有苏州粮商吴老板，几人脸上都带着愁容，手里攥着皱巴巴的纸条，那是他们这半年来被漕帮盘剥的证据。
周老汉先把一张泛黄的工钱条递到江兰面前，上面用炭笔写着 “四月应得二两，实发一两二”，旁边还画着个歪歪扭扭的押：“江姑娘，您看，这就是张三爷在时的工钱 —— 咱们漕工干最累的活，却拿一半的钱，我那小孙子病了，想抓副药都没钱。现在张三爷倒了，可其他分舵的头目，还是偷偷克扣，昨天张二去领工钱，又被苛扣了三钱，说‘要给新舵主买茶钱’！”
张二撸起袖子，露出胳膊上的淤青：“姑娘，我要是敢多问一句，就被他们打了！您看这伤，现在抬东西都费劲。咱们漕工就像任人宰割的羔羊，没个说理的地方啊！”
吴老板也递上一本账册，上面记着 “三月过临清闸，交过路费五百两；四月过济宁闸，交过路费三百两”，数字旁画着红圈：“江姑娘，这过路费根本没个准数，全看舵主心情 —— 载重量一样的船，今天交两百，明天就可能要三百，要是不交，就扣船，我的粮在船上捂发霉过两次，赔了上千两！”
江兰接过工钱条、账册，指尖划过那些刺眼的数字，心里更清楚 —— 之前擒了张三爷，只是清了漕帮的一个蛀虫，要彻底解决漕运乱象，必须建立长效规则，不然换个舵主，还是会重蹈覆辙。她让春桃给几人倒上茶，语气坚定：“各位放心，我这就和十三爷商议，定个新规矩，让漕工能拿到足额工钱，商户不用再交冤枉钱！”
当天下午，胤祥就应约来到瑞祥号，他刚从清江浦回来，脸上带着疲惫，却难掩焦虑：“江兰，清江浦的漕帮查了一半，问题比想象的还多 —— 过路费按‘舵主心意收’，漕工工钱‘按月扣三成’，还有的舵主私吞朝廷拨的漕运修缮款，码头的石阶塌了都没人修，商船靠岸时翻了两艘，损失惨重。再不想办法，漕运迟早要乱！”
“十三爷，我正想跟您说这事。” 江兰递上之前整理的 “漕运乱象清单”，上面列着 “管理无规、收费无序、漕工无保障” 三大类，每类都附了漕工和商户的案例，“我琢磨了三个整顿的法子，您看看行不行。”
她指着清单，开始详细说明：“第一个，设立‘漕运监察司’，由朝廷直接管理，不能再让漕帮自己说了算。监察司的人，得三方构成 —— 朝廷派来的清正官员（比如之前查案的李正大人），选几个正派的漕工代表（像周老汉这样的），再找两个商户代表（比如吴老板），这样能互相监督，避免一家独大。监察司的职责就是查漕帮的账，处理漕工和商户的投诉，比如有人乱收过路费，或者克扣工钱，监察司当场就能查，查实了就严惩，不用再层层上报，耽误时间。”
胤祥拿起清单，指尖在 “三方构成” 上停顿：“这个法子好，能避免官官相护，可监察司的权力会不会太大？万一有人滥用职权怎么办？”
“十三爷放心，” 江兰早有考虑，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监察司议事规则》，“我写了个规则 —— 监察司查案得三人以上在场，结果要公示在码头的石碑上，让百姓监督；每月还要把账册交给户部核查，要是有问题，户部直接报皇上，这样就能制衡了。之前周老汉他们说，投诉无门，有了监察司，他们就能直接找说法，不用再怕舵主报复。”
胤祥看着规则，频频点头，又问：“那第二个法子呢？”
“第二个，制定统一的过路费标准，明码标价，再也不能让舵主随口要价。” 江兰拿出小宝帮忙算的成本账，“小宝算了，漕运的主要成本是码头修缮、河道维护，按船只的载重量算，每石粮食收两分钱过路费，既够维护成本，又不会让商户觉得贵。比如一艘装三千石粮的船，过一个闸收六十两，不管哪个闸，都按这个标准，而且要把标准刻在每个码头的石碑上，再印成传单，发给过往的商户，谁要是多收，商户就可以去监察司告，查实了不仅要退钱，还要罚舵主的款。”
她举了个例子：“之前吴老板的船装两千石粮，被收五百两，按新规矩，只该收四十两，差了十二倍还多！统一标准后，商户心里有底，也愿意走漕运，漕帮的收入反而会稳，不会因为乱收费把商户逼去走陆路。”
胤祥想起之前瑞祥号走陆路多花两成成本，深以为然：“没错，商户稳定了，漕运才能长久。那第三个法子呢？”
“第三个，给漕工发固定俸禄，避免被头目盘剥。” 江兰拿出丫蛋收集的漕工分工表，“漕工分三类：舵手（负责掌舵）、水手（负责划船）、搬运工（负责装卸货物），按活儿的轻重定俸禄 —— 舵手每月五两，水手每月三两，搬运工每月二两，都是足额发放，直接由监察司监督漕帮发放，要是舵主敢扣，就从他的俸禄里扣了补发给漕工。另外，还要给漕工发福利，比如冬天发棉袄，夏天发凉茶，要是在船上受伤了，漕帮得给医药费，不能让他们像之前那样，受伤了就被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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