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嘉靖三十九年秋，江淮大地刚经历了一场罕见的洪涝，安庆府境内，处处可见灾后凋敝的景象。官道两旁，田地淤塞，茅屋倾颓，偶有面黄肌瘦的灾民在废墟间翻拣着可用之物，眼神麻木。一队车马，就在这满目疮痍中，沿着泥泞的官道，驶向了安庆府城。
队伍中间那辆颇为宽敞的青篷马车里，坐着新任安庆知府孙懋仁及其独子孙伯兰。孙懋仁年近五旬，面容清癯，眉宇间带着新官上任的凝重与忧思，不时掀开车帘，望向窗外景象，发出一声微不可闻的叹息。而他对面的孙伯兰，则完全是另一番心境。
孙伯兰年方二十，身着月白暗纹直裰，头戴方巾，生得面如冠玉，目若朗星，确是一副好皮囊。只是那眼神中缺乏其父的沉毅，多了几分养尊处优的闲散与不耐。他手中把玩着一块温润的羊脂玉佩，对窗外的凄惶景象视若无睹，反倒因马车的颠簸而微微蹙眉。
“父亲，这安庆府……未免也太破败了些。”孙伯兰终于忍不住开口，声音里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未经过磨难的清朗与抱怨，“听闻此地去岁洪灾，今岁又闹蝗患，只怕府衙之内，也难有舒心之所。”
孙懋仁放下车帘，瞪了儿子一眼，斥道：“糊涂！为父是来此地上任理事，安抚灾黎，不是来享福的！你整日只惦念着自身安逸，何曾体恤过民生疾苦？此番随我上任，需收敛心性，好生读书，莫要再如在家中般恣意妄为。”
孙伯兰嘴上唯唯称是，心里却不以为然。他自幼长于官宦之家，母亲早逝，父亲忙于公务，疏于管教，使他养成了风流自赏、贪图逸乐的性子。于读书一道，他虽有些许才情，能诗会文，却志不在此，只求个风雅名声，以便日后凭父荫混个闲散官职，继续过他逍遥快活的日子。
车马入得安庆府城，景象虽比城外稍好，却也难掩萧条。街道两旁的店铺大多关门歇业，行人稀少，偶有几人，也是步履匆匆，面带菜色。府衙坐落于城东，门墙斑驳，屋舍多有残破，院中杂草丛生，一派破落气象。
孙伯兰随着父亲踏入府衙后宅，只看了一眼，眉头便紧紧锁起。屋内潮湿阴冷，家具陈旧，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味。他强忍着不满，安顿好行李，便寻了个借口，带着贴身小厮墨泉出了府衙。
“少爷，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墨泉跟在身后，小心翼翼地问道。
“去找个能住人的地方。”孙伯兰没好气地说，“这府衙哪里是人住的？简直是荒山野庙。我若在此读书，只怕未及科考，先要病倒了。”
主仆二人在城中转悠半日，终于在城西寻到一处待租的宅院。这宅院原主人是一位姓王的富商，数月前举家迁往河南投亲，宅子便托付给牙行出租。宅院不算极大，但布局精巧，内有假山池塘，回廊曲折，几株老桂花开得正盛，香气馥郁。书房宽敞明亮，窗外修竹掩映，十分幽静。
孙伯兰一见便喜，当即拍板租下。次日，他便不顾父亲略带责备的默许，带着行李和墨泉搬了进去。自此，孙伯兰白日里或在书房假装用功，或抚琴自娱，夜晚则对月独酌，倒也逍遥自在，将安庆府的灾荒与父亲的忧劳全然抛在了脑后。
时光荏苒，转眼已近中秋。这一日，本地一位致仕的侍郎在家中设宴，为新任的孙知府接风。孙伯兰自然随行赴宴。
侍郎府邸张灯结彩，与城中的萧条形成鲜明对比。席间觥筹交错，宾主尽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席间众人的话题便从官场轶事、风物人情，渐渐转向了神怪志异。一位留着山羊胡的师爷抿了一口酒，压低声音道：“列位大人可曾听闻？月前，城西李寡妇家那桩奇事？”
众人皆被吸引了注意力，连主位上的孙懋仁也微微侧目。师爷见成功引起了关注，便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那李寡妇独居，夜半常闻院中有女子哭声，凄凄切切。起初以为是邻家，后觉声响就在院内。一日壮胆窥视，竟见一白衣女子坐于井边，对月梳头，面容惨白，不见双足……第二日，李寡妇便一病不起，如今还卧在床上呢！”
席间顿时响起一片低低的惊呼和议论。又有一人接口道：“这不算什么，城北独秀山一带才叫邪门。常有樵夫猎户言说，入夜后见山中灯火辉煌，似有宅院人家，白日去寻，却只有荒草古木。都说那是狐仙宅邸，凡人误入，便要被迷了心窍，摄取魂魄。”
“狐仙？”一位胖员外来了兴致，眯着眼笑道，“若是都如民间传言，是那等善解人意、美貌多情的狐女，被迷了心窍倒也快活！”
众人闻言，发出一阵心照不宣的哄笑，气氛变得有些暧昧。席间弥漫着一种既恐惧又向往的复杂情绪，仿佛那不可知的精怪世界，既是恐怖的渊薮，也潜藏着凡人难以企及的香艳与奇遇。
孙伯兰本就多喝了几杯，见众人谈狐说鬼，言之凿凿，心中那股官家公子的骄矜之气便按捺不住。他年轻气盛，饱读圣贤书，自认是孔门弟子，子不语怪力乱神。加之他搬出府衙独居已有段时日，夜夜安枕，从未见过任何异常，更觉得这些传闻荒诞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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