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实验室的压抑，如同实质的浓雾，弥漫在每一寸空气里。路岩与宋茜各自在与内心的魔障搏斗，一个在理性的废墟中挣扎着重建，一个在信念的孤岛上抵抗着怀疑的浪潮。而在这片被“哨兵”围困的方寸之地之外，在“净化之火”狂热的呐喊声浪之外，还有一个人，正独自面对着属于他自己的、更为隐秘却也更为根深蒂固的黑暗。
赵博士坐在自己那间堆满古籍和数据板的狭窄书房里，窗外是城市边缘特有的、被稀疏灯火点缀的沉寂夜色。与地下实验室的剑拔弩张相比，这里显得过分安静，只有老旧的空调发出单调的嗡鸣。但他的内心，却远比任何战场都要喧嚣和混乱。
屏幕上，正反复播放着一段经过处理的、由匿名渠道流传出来的视频片段。那是路岩和宋茜在实验室里，面对“净化之火”代表和“哨兵”枪口进行“陈述”的零星画面。路岩承认错误的沉痛，宋茜呼吁监督的坚定，以及那些代表脸上未被完全说服的、混杂着愤怒与茫然的复杂表情，都像一根根无形的鞭子，抽打着他早已千疮百孔的内心。
赵博士，这位在学界以严谨、甚至有些古板着称的资深生物伦理学家，曾是“普罗米修斯”计划早期论证阶段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他并非愚昧的反科学者，恰恰相反，他深谙基因工程的精妙与潜力。但也正是这份深谙，让他对路岩所引领的那种激进的、试图重新定义生命边界的研究方向，抱有近乎本能的、最深的恐惧与抵触。
他的恐惧，并非源于宗教教条，而是源于一段尘封的、浸透着鲜血与悔恨的往事。
多年前，他也曾是一位才华横溢、雄心勃勃的年轻研究员，参与过一个当时被视为前沿的、旨在消除某种遗传性神经疾病的基因治疗项目。他们踌躇满志，以为手握改写命运的金匙。项目初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但就在即将进入大规模临床试验的前夕，灾难发生了。一种未曾预料到的、迟发性的免疫排斥反应，在数名早期受试者身上爆发，导致了极其痛苦且不可逆的神经系统损伤，甚至有人因此丧生。
他是那个最终在数据蛛丝马迹中，发现潜在风险信号的人。但他当时的警告，在项目组狂热的乐观情绪和巨大的投入压力下，被忽视了，甚至被嘲笑为“杞人忧天”、“阻碍进步”。直到惨剧发生，一切已无法挽回。
那场灾难，彻底改变了他。昔日并肩作战的同事反目，受试者家属悲恸欲绝的控诉，媒体铺天盖地的指责，以及他自己内心深处那份“本可以阻止却未能坚持”的、永无尽头的自责……这一切，如同烙印，深深刻入了他的灵魂。他从此离开了那个研究领域，转向了生物伦理学，试图用规则、界限和审慎的思考，为后来者筑起一道防护栏，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
路岩和“普罗米修斯”计划，在他眼中，简直就是当年那个失控项目的放大版，甚至更为危险。那种对“完美”和“超越”的执着追求，那种将复杂生命体视为可随意编辑的代码的傲慢，与他记忆中导致灾难的根源何其相似！
他看着视频中路岩承认错误时眼中的痛苦，心中没有半分快意，只有一种更深沉的悲哀。他想起了自己当年，也是在失败发生后，才体会到那种锥心刺骨的悔恨。但有些错误，一旦铸成，就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
“看吧，历史总是在重复。” 一个苍老而冰冷的声音在他心底响起，那是他用自己的记忆和悔恨喂养出的心魔，“无论科技如何进步，人性的傲慢与短视永远不会改变。路岩现在知道痛了？可惜，太晚了。七号实验体的消逝，只是一个开始。‘普罗米修斯’这团火，最终会烧毁一切，包括点燃它的人。”
赵博士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知道“净化之火”的许多行为已经失控，充满了非理性的暴力倾向，他并不完全赞同。但他内心深处，又隐隐觉得，这种来自民间的、原始的、激烈的反抗，或许是阻止科学滑向深渊的最后一道，也是唯一一道不受控制的刹车。
这种矛盾，撕裂着他。他既害怕“普罗米修斯”成功可能带来的、无法预料的伦理崩坏和物种层面的风险，也恐惧“净化之火”式的清算可能导致的、对科学精神本身的扼杀。他觉得自己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他拿起桌上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当年项目组那些年轻而充满朝气的面孔，其中也包括了他自己。那些因为他的“不够坚持”而最终凋零的生命，他们的影子，似乎正透过照片，无声地注视着他，拷问着他。
“你当年没能阻止悲剧，现在呢？你还要坐视更大的悲剧发生吗？”
心魔在低语，带着诱惑与谴责。
他想起自己之前通过各种渠道，向有关部门和媒体发出的、对“普罗米修斯”计划的警告信。那些信件石沉大海，或者只得到一些官样文章的敷衍回复。一种巨大的无力感笼罩着他。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试图用身体阻挡洪流的老人，渺小而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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