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省长去北京开会的第三天，省政府大院里的空气似乎都轻盈了几分。那种无形的、因核心人物缺席而带来的微妙松弛感，在每一个角落弥漫开来。
下午，赵瑞龙的电话打了过来，语气熟稔得仿佛我们昨天才一起喝过酒：“致远，晚上没什么安排吧？几个朋友小聚，都是你认识的，出来放松放松？”
我握着话筒，指尖有些发凉。我知道他口中的“朋友”和“小聚”意味着什么。高建明必然在场，或许还有那个说话滴水不漏的孙副省长的秘书，以及一些面孔模糊却能量不小的商人。这是一种试探，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接纳仪式”。
内心两个声音在打架。一个冷静而警惕：林致远，你要清楚自己的位置，你是周省长的秘书，这种圈子沾上了就是麻烦。另一个声音却带着几分不甘和躁动：只是吃顿饭而已，多认识几个人，多条信息渠道，对工作也有帮助……总是把自己绷得像一根快要断的弦，又能得到什么？
最终，后者占了上风。一种对现有清苦节奏的厌倦，以及一丝不愿被排除在核心信息圈外的隐秘渴望，推动着我做出了决定。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说：“好啊，地点在哪？”
晚上，“揽月阁”私房菜馆。包厢极尽雅致，仿古的装修，墙上挂着真假难辨的名人字画，空气里氤氲着檀香和顶级茶叶混合的气息。赵瑞龙俨然是主人做派，热情地揽着我的肩膀把我介绍给在座的五六个人。果然，高建明立刻站起身，笑容满面地迎上来握手，力道恰到好处：“林大秘书，可算把你请来了，蓬荜生辉啊！”
他今天穿得很休闲，但手腕上那块百达翡丽在灯光下闪着低调而奢华的光。席间还有财政厅一位处长老钱，交通厅的副处长，以及两个做工程和地产的老板，都是人精中的人精。
酒是飞天茅台，菜是山珍海味。开场无非是些场面上的寒暄，谈论政策风向，经济形势，偶尔夹杂一些无伤大雅的掌故笑话。高建明很会活跃气氛，却绝不抢赵瑞龙的风头。赵瑞龙则始终掌握着话题的走向，言谈间看似随意，却总能巧妙地引导，显示出他对省内人事和项目动向的了如指掌。
几杯酒下肚，场面更加热络。高建明端着酒杯坐到我身边，压低声音，语气推心置腹：“致远老弟，说句实在话，我老高在商海扑腾这么多年，最佩服的就是两种人。一种是像周省长那样，有魄力、有担当，真心为地方谋发展的领导；另一种，就是像老弟你这样，有才华、有前途，又懂得坚守的年轻干部。”
他这话说得漂亮，既捧了周省长，也暗赞了我。但我心里明白，这不过是开场锣鼓。
果然，他话锋一转，身体又凑近了些，声音压得更低：“不过老弟啊，这年头，光有才华和坚守，有时候也难免……嗯，施展不开。就说我们企业，想为省里经济发展做点贡献，有时候跑个项目，层层审批，关节太多，时间拖不起啊。下面办事的人，脑筋死的很，有时候就需要上面有人点一句，点明了，路就通了，效率也就上来了。”
他说话时，眼睛一直诚恳地看着我，仿佛在分享什么人生至理。我端着酒杯，指尖摩挲着微凉的杯壁，没有接话。我知道，核心的要来了。
“就比如，”高建明仿佛不经意地提起，“城北那块工业用地，规划都批了小半年了，我们万事俱备，就卡在国土那边最后一个流程上。其实也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就是缺个催促进度的人。如果能早点落地，我们立马就能引进一条德国生产线，当年就能见效益，给市里增加多少税收和就业啊！”
他说完，目光灼灼地看着我，里面充满了期待，还有一种不容错辨的、你知我知的意味。
我的心猛地一沉。来了。这不是简单的抱怨，这是在索要“帮助”，或者说，是在要求一次“利益的交换”。他用未来的税收和就业作为冠冕堂皇的幌子，核心是想利用我作为省长秘书的身份，去影响甚至施压具体的审批流程。这看似是“催促进度”，实则是在规则的灰色地带游走，一次小小的“行方便”，背后牵连的是权力的滥用和秩序的破坏。
包厢里喧嚣依旧，赵瑞龙正和那位钱处长高声谈笑着什么，但我却感觉周围的声音瞬间远去，只有高建明那看似随意实则沉重的话语，和我自己如擂鼓般的心跳声在耳边放大。
答应他，或许就能立刻获得他们的“友谊”，获得某种看不见的“资源”，甚至可能像他暗示的那样，在未来获得某些难以言说的“回报”。这似乎是一条通往更“广阔天地”的捷径。
但我脑海中瞬间闪过周省长那双锐利而清正的眼睛，闪过政策研究室王伯年老师教导的“权力边界”，闪过陈默那张带着书生气的、却对规则抱有固执坚守的脸。
这杯酒，太沉；这条路，太滑。
我深吸一口气，将杯中剩余的酒一饮而尽，一股辛辣从喉咙直冲而下，反而让有些昏沉的头脑清醒了几分。我放下酒杯，脸上努力维持着得体的笑容，迎上高建明的目光，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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