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省长去北京开会的第三天，办公厅的气氛明显松弛了不少。下午，我刚把一份周省长点名要的、关于南方某省乡镇企业改制经验的整理报告校对封好，准备送入机要室，办公桌上的外线电话就急促地响了起来。
我拿起听筒，里面传来门卫老张略带紧张的声音：“林秘书，门口……门口来了几十号人，是市纺织厂的工人，说要见省里领导，反映问题。带头的是个老师傅，姓刘，情绪有点激动，你看这……”
我心里咯噔一下。市纺织厂是省里有名的老大难国企，设备老化，产品积压，拖欠工资的传闻已经有一阵子了。在这个当口，周省长不在，若处理不当，就是一场风波。
“老张，稳住他们，就说领导正在开会。我马上下来看看。”我放下电话，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衬衫领口。这种事，办公厅有既定的流程，通常是由信访办的同志先去接待，了解基本情况，再视情况上报。但我现在是省长的秘书，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省长的耳目，不能完全置身事外。而且，内心深处，那份在政策研究室时养成的、对基层真实情况的探究欲，也在驱使着我。
走到省政府大门侧门，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围在那里，大多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脸上刻着焦虑和疲惫。领头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头发花白，身材干瘦，但腰板挺得笔直，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正大声对拦着他的警卫说着什么。
“老师傅，您别急，有什么情况，慢慢说。”我走上前，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和。
老工人转过头，浑浊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带着一丝审视：“你是管事的？我们要见省长！厂里半年没发工资了，老婆生病，娃要上学，这日子怎么过？”
他话音未落，身后的工人们就骚动起来，七嘴八舌地附和：
“对啊！活都白干了！”
“厂领导天天坐小车，我们饭都吃不上了！”
“再不发工资，我们就去堵马路！”
声音嘈杂，带着一股绝望的火气。警卫们如临大敌，气氛瞬间紧张起来。
我知道，此刻任何官腔套话都可能点燃这堆干柴。我抬高了些声音，确保领头的老刘能听清：“老师傅，我叫林致远，是周省长的秘书。周省长现在人在北京开会，确实不在家。您看这样行不行，您把大家的情况，还有你们的诉求，详细跟我说说，我保证，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等省长一回来，立刻向他汇报！”
老刘盯着我，眼神锐利，似乎在判断我的话有几分可信度。“秘书？你说的话能管用？”
我迎着他的目光，没有躲闪：“周省长常教导我们，就是要听真话，察实情。您不把情况说出来，领导怎么知道下面的难处？怎么想办法解决问题？”
也许是“听真话，察实情”这几个字起了作用，也许是我态度还算诚恳，老刘紧绷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他回头看了看身后眼巴巴望着他的工友们，重重叹了口气，拍了拍手里的帆布包：“好！我信你一回！我这里，有全车间工人联名签的字，按的手印！还有厂里这几年发的、欠的条子，都在这里！”
他打开帆布包，里面是厚厚一叠材料，纸张泛黄，边缘磨损，不知被翻看过多少遍。那不仅仅是一叠纸，那是一个群体生存困境的沉重缩影。
我没有伸手去接，而是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老师傅，这里人多嘴杂，也影响办公秩序。要不，我们到旁边的信访接待室，您慢慢跟我说？让其他工友先回去等消息，我保证，一定给您和大家一个答复。”
老刘犹豫了一下，最终点了点头，转身对工友们喊道：“大伙先回去！这位林秘书答应帮我们向省长反映！咱们信政府一回！”
好说歹说，其他工人渐渐散去，只留下老刘和另外两个看起来比较稳重的老师傅。我把他们引到信访办的空接待室，又让工作人员倒了几杯热水。
热水端上来，蒸腾的白气似乎也软化了一些刚才门外的剑拔弩张。
“老师傅，您贵姓？”我拿出笔记本和笔，准备记录。
“免贵，姓刘，刘大军。市纺织厂三车间的挡车工，干了三十年了。”老刘端起杯子，手有些微微颤抖，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长年累月高强度劳动留下的痕迹。
“刘师傅，您慢慢说，把厂里的情况，还有大家的难处，都告诉我。”
老刘喝了一口热水，打开了话匣子。从他的叙述中，我听到了一个典型国企在时代转型浪潮下的挣扎与沉沦。产品款式老旧，跟不上市场，仓库里堆积如山；管理层人浮于事，据说个别领导还在外面有自己的生意，心思早就不在厂里；银行贷款贷不到，有限的资金也不知流向何处。工人们最初只是被拖欠一两个月工资，大家体谅厂里困难，勒紧裤腰带忍着，没想到这一忍就是大半年。
“林秘书，你不知道啊！”老刘的声音带着哽咽，“车间里几十岁的大老爷们，下班了去菜市场捡烂菜叶子回家煮！家里娃娃交不起学费，被老师点名，回来哭！我们不是要闹事，我们是没法活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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