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研究室的茶杯还没凉透,我就被一纸调令,搬进了省政府办公厅那间象征着权力与焦灼的秘书办公室。周汝信副省长成了我服务的领导,我的身份,也从埋头书斋的笔杆子,变成了连接上下、沟通内外的“二号首长”。
这身份的转变,带来的不仅是办公环境的提升,更有视野的陡然开阔,以及随之而来的、沉甸甸的压力。周省长主管全省工业和经济工作,正值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他就像一艘巨轮的船长,在惊涛骇浪中试图寻找航向,而我,就是他身边那个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传递准确信息的了望员。
这天下午,我刚把一份关于省内三家大型棉纺厂兼并重组的初步方案整理好,放在周省长宽大的办公桌待阅文件的最上方,窗外就传来一阵隐隐约约的喧嚣。
声音由远及近,像是闷雷滚过天际。
我心头一紧,快步走到窗边,向下望去。只见省政府那庄严肃穆的大门外,不知何时已聚集起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他们大多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年龄看起来都在四五十岁上下,脸上刻着疲惫与焦虑,手里举着粗糙的纸板,上面用墨汁写着触目惊心的大字:
“我们要吃饭!”
“反对恶意下岗!”
“还我血汗工厂!”
是工人。是那几家正在经历改制阵痛的棉纺厂的工人。
人数不多,大概百来人,但那股沉默而压抑的力量,却隔着几十层楼的高度,清晰地传递上来,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他们被警卫和闻讯赶来的信访办工作人员拦在大门警戒线外,没有过激的冲击,只是沉默地站着,或者偶尔爆发出一阵整齐而悲怆的呼喊。
“怎么回事?”周省长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他不知何时也走到了窗边,眉头紧锁,目光锐利地俯瞰着楼下。
“省长,看情况,应该是市第一、第二棉纺厂的工人,为改制和安置方案来的。”我迅速汇报,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这些情况在之前的报告里都有预判,但亲眼目睹,冲击力还是完全不同。
周省长沉默了片刻,脸上看不出喜怒,只低声说了一句:“改革,总要触及利益。但工人的饭碗,是天大的事。”
他转身回到办公桌前,拿起内线电话:“接省国资委王主任,还有信访办老赵,让他们立刻到我办公室来。另外,通知公安厅,维持好秩序,绝对不允许发生冲突,对待工人同志要讲方法,有耐心!”
他的指令清晰而果断。
我立刻着手联系,脑子里却在飞速运转。这份我刚放上去的兼并重组方案,里面确实涉及大量的人员分流和安置。纸上谈兵时,那些数字只是冷冰冰的“成本”和“效率”;可楼下那一张张鲜活而焦虑的面孔,让这些数字瞬间拥有了重量和温度。
就在这时,我的办公室门被轻轻敲响。进来的是办公厅综合二处的副处长老王,一个在机关浸淫了二十多年的“老油条”。
“致远老弟,”他脸上堆着惯有的、分寸感极佳的笑容,凑近了些,压低声音:“楼下那帮人,看见了吧?啧啧,真是会挑时候。周省长正在关键时期,这事要是处理不好,被对面那边拿去做文章,可就……”
他话没说完,但意思很明显。他口中的“对面”,指的是与周省长在改革路径上素有分歧的刘省长一派。老王这人,业务能力平平,但对各路消息和领导间的微妙关系,却有着猎犬般的嗅觉。
我笑了笑,没接他的话茬,只是说:“王处,省长已经指示了,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老王见我滴水不漏,讪讪地笑了笑,又扯了几句闲篇,便转身走了。
我看着他微胖的背影,心里明镜似的。他这不是来关心工作,是来探口风,甚至可能带着某种暗示。这办公厅,就像一个微缩的官场生态池,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生存和钻营。
半小时后,国资委王主任和信访办老赵气喘吁吁地赶到。周省长在小会议室听取了他们的紧急汇报。
情况比预想的还要复杂一些。工人们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安置补偿标准过低,以及对新接手的民营企业(据说有高建明背后的资本影子)极度不信任,担心被当成包袱甩掉后,生活无着。
“补偿标准是参照省里最新文件定的,按理说没问题啊。”王主任擦着汗解释。
“文件是死的,人是活的!”信访办老赵是个干瘦的老头,在基层和群众打了一辈子交道,说话直接:“老王,你那文件考虑物价上涨了吗?考虑他们这年纪出去根本找不到工作了吗?工人们跟我说,‘买断工龄那点钱,不够给孩子交两年学费的!’这话实在啊!”
老赵的话像锤子,敲在每个人心上。
周省长一直沉默地听着,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最后,他抬起头,目光扫过我们:“安置方案,重新论证。王主任,你牵头,邀请工人代表、工会、还有相关的法律专家、经济学家,组成一个联合评估小组。老赵,你负责和工人代表沟通,稳定情绪,告诉他们,省政府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一定会给他们一个负责任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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