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省长去北京开会的第三天，省城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政策研究室里弥漫着一股纸张受潮后的霉味，混合着老烟枪们吞吐出的廉价烟草气息，构成了一种典型的、略带压抑的九十年代机关办公室味道。
我正对着一份《关于我省部分国有工业企业经营困境的初步调研报告》绞尽脑汁。这份报告是周省长去京前点名要的，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全压在了我们处。桌上的电话突然尖锐地响了起来，打破了室内的沉寂。
是门卫老张头打来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林干事吗？门口……门口来了好些人，说是红星机械厂的工人，想见领导。”
我的心“咯噔”一下。红星机械厂，正是我报告中提到的几个严重亏损企业之一。
“多少人？什么情况？”我尽量让声音保持平稳。
“估摸着……得有三四十号人吧，也没闹，就在大门口站着，雨里淋着呢，说要反映情况。”老张头压低了声音，“林干事，你看这……”
“我马上下来。”我放下电话，深吸了一口气。我知道，报告上冷冰冰的“亏损”、“资不抵债”这些词汇，此刻正以活生生的、带着焦虑和期盼的面孔，出现在省政府的大门外。
旁边的老刘，处里的“老机关”，扶了扶厚厚的眼镜片，慢悠悠地呷了口茶，语重心长地说：“致远啊，这种事儿，让信访办的同志去处理嘛。咱们政策室，是琢磨大政方针的地方，直接掺和这些具体矛盾，不合适，容易惹一身骚。”
我理解老刘的好意，他是怕我年轻，把握不住分寸。但想起周省长常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以及他看我那份反映农民负担报告时凝重的眼神，我觉得我不能躲。
“刘老师，我去看看情况，了解一下第一手信息，对完善咱们这份报告也有帮助。”我一边说着，一边拿起笔记本和伞。
老刘摇摇头，不再说话，那眼神仿佛在说：“年轻人，不听老人言啊。”
走到大院门口，雨比想象中要大一些。三四十个工人，大多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没有打伞，就那样沉默地站在雨里。雨水顺着他们花白的鬓角、饱经风霜的脸颊滑落，滴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他们没有喊口号，没有举标语，只是沉默地站着，像一群被遗忘在雨中的雕塑。这种沉默，比喧嚣的呐喊更具压迫感。
为首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身材高大，但背有些佝偻，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沟壑。他看见我出来，往前迈了一步，声音有些沙哑：“领导，我们是红星机械厂的工人，我们想见省里领导，反映厂里的情况。”
保安想拦他，我摆了摆手。我注意到他胸口别着一枚褪色的劳模奖章，在灰暗的雨幕中，那一点微光格外刺眼。
“老师傅，我不是什么领导，是政策研究室的干事，姓林。”我把伞往他那边挪了挪，但他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似乎不想让身上的雨水沾到我。“领导们都在开会，您有什么情况，可以先跟我说说，我一定如实向上反映。”
他打量了我一下，眼神里有审视，也有一种走投无路下的最后希望。“林干事，”他舔了舔有些干裂的嘴唇，“厂子……厂子快半年没发工资了。食堂早就关了，娃儿的学费，家里的开销……实在是揭不开锅了。”
他身后一个年轻些的工人忍不住插话，语气激动：“不是说改革吗？怎么越改我们越没活路了？厂里那些领导，小车照坐，饭店照下，凭什么就让我们下岗？”
“对！凭什么！”人群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那沉默的堤坝似乎快要崩溃。
老工人回头瞪了那年轻工人一眼，呵斥道：“二愣子，别瞎吵吵！”然后转向我，语气带着一种近乎卑微的恳求：“林干事，我们不是来闹事的。我们就是想知道，厂子到底还有没有救？我们这些为厂子干了一辈子的人，以后该怎么办？国家……国家不能不管我们吧？”
“国家不能不管我们吧？”这句话像一把沉重的锤子，敲在我的心上。我看着他们被生活重担压弯的脊梁，看着他们在雨中无助而又充满期盼的眼神，喉咙里像堵了什么东西。
我想起报告里那些关于“产权明晰”、“减员增效”、“壮士断腕”的漂亮术语。在这些活生生的人面前，那些词汇显得如此苍白，甚至有些冷酷。
“老师傅，您贵姓？”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更温和。
“免贵，姓刘，刘大山。他们都叫我大刘师傅。”他回答。
“刘师傅，”我翻开笔记本，尽管雨水已经打湿了页角，“您说的情况，我记下了。请您相信，省里对国企改革、对工人兄弟们的生活非常重视。周省长去北京开会，议题之一就是如何妥善安置困难企业的职工。请你们先回去，给我们一点时间，组织上一定会研究出办法，给大家一个交代。”
我的话，与其说是在安抚他们，不如说是在说服自己。我知道，这可能是空洞的承诺，但在那一刻，这是我唯一能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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