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校前的最后几天，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复杂的情绪，既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过往的不舍。我心底那份关于政策研究室的迷茫，并未完全散去，像一层薄雾，笼罩着前路。
这天傍晚，我正收拾着行李，将一本本陪伴我四年的书籍装入纸箱，门外传来了轻轻的叩门声。
“请进。”
门被推开，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门口，逆着走廊的光，身形清癯。
“王老师！”我连忙站起身，有些手足无措。来者正是王伯年教授，我大学四年最为敬重的恩师，古典文学领域的泰斗。他平日深居简出，极少主动找学生。
王老师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臂弯里夹着一个牛皮纸包裹，笑容温和：“听说你们就要离校了，来看看你。怎么，不请我进去坐坐？”
“您快请进，快请进！”我赶忙将唯一一张还算整洁的椅子让出来，自己则局促地坐在了床沿。
宿舍里有些杂乱，王老师却并不在意，目光扫过我打包到一半的书籍，点了点头：“《昭明文选》、《古文观止》、《资治通鉴》……这些老伙计，都带着？”
“都带着，”我恭敬地回答，“怕以后没什么机会静心读了。”
“带着就好。”王老师将臂弯里的牛皮纸包裹递给我，“临别了，没什么好送你的。这是我早年的一套《杜诗镜铨》，上面有些随手写的批注，你拿去，或许在……在某些时候，能翻一翻。”
我双手接过包裹，感觉沉甸甸的。拆开牛皮纸，里面是四册泛黄但保存完好的线装书，书页间散发着淡淡的墨香和旧纸特有的味道。我随手翻开一册，扉页上有王老师清峻的钢笔字：“致林致远同学存念。伯年赠于甲子夏。”书页的天地行间，果然密密麻麻写满了细小的批注，有些是考据，有些是感悟，还有些，似乎是借杜诗抒发的胸中块垒。
这份礼物太珍贵了。我知道王老师视书如命，这套带有他亲笔批注的书，其价值远非金钱可以衡量。
“王老师，这……这太贵重了，我……”我一时语塞。
“书嘛，就是要给能读懂的人看，放在我这里，不过是蒙尘。”王老师摆摆手，打断了我，“致远，我听说，你分配回了家乡的政策研究室？”
果然是为了这事而来。我点了点头，心情有些复杂：“是，政策研究室。”
“好地方。”王老师轻轻吐出三个字，语气平淡，却让我一愣。
好地方？连陈默也只是说“是个能沉下心做事的地方”，带着一种理解式的安慰。而王老师这句“好地方”，却说得如此肯定。
“老师，我……”我犹豫着，是否该将内心的迷茫和盘托出。
王老师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他那双阅尽世事的眼睛温和地看着我：“觉得那里离‘实事’太远？无非是写写画画，揣摩上意，有些大材小用了？”
我被说中了心事，脸上有些发烫，默认了。
“你啊，”王老师微微叹了口气，手指轻轻敲了敲那套《杜诗镜铨》的封面，“还是年轻。我问你，杜甫一生，官做得最大时，不过是个左拾遗，品阶不高，职责是什么？”
“谏诤，供奉讽谏。”我回答道，这是文学史常识。
“不错，谏诤。放在今天，某种程度上，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也有‘谏’的成分。通过调研，通过内参，通过文件，将下面的真实情况，将你认为正确的政策建议，‘供奉’上去，影响决策。”王老师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这难道不是实事？而且是天大的实事！”
他顿了顿，目光变得深邃：“你以为的‘实事’，是像赵瑞龙那样，操盘千万美金的项目？还是像陈默那样，扎根乡野，直接面对百姓？那些当然是实事，很重要。但一个国家的治理，如同烹小鲜，既需要掌勺的大厨，也需要调配味道的师傅，甚至需要识别食材优劣的采买。政策研究室，就是那个识别‘食材’，研究‘火候’，为‘掌勺者’提供决策依据的地方。这里的文章，一字千金，或者……一文不值。”
“一字千金，一文不值……”我喃喃重复着。
“不错。”王老师加重了语气，“写对了，切中时弊，建言被采纳，可能惠及一方百姓，这便是‘一字千金’。写错了，或者写的都是正确的废话、空话，那便是‘一文不值’，浪费笔墨纸张而已。这里的‘对错’，不仅仅在于文笔，更在于眼光、胆识和一份‘为民请命’的初心。”
他拿起最上面的一册《杜诗镜铨》，翻到《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那一页，指着上面一句他用红笔重重划出的批注：“你看这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为何能写出这等泣血之句？因为他看到了，感受到了，并且有勇气把它写出来！政策研究，也需要这样的眼睛和这样的心肠。不是让你去写诗抨击，而是要通过严谨的调查、扎实的数据，将‘朱门’与‘路骨’的对比，冷静而深刻地揭示出来，找到问题的症结，提出可行的解决之道。这，就是你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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