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园像一池看似平静的春水，但赵瑞龙总有本事在恰到好处的时刻，往水里投下一颗石子，激起层层涟漪。
那是个周一的早晨，《古代汉语》课刚下，系辅导员就出现在教室门口，镜片后的目光精准地锁定在我们三人身上：“林致远，陈默，赵瑞龙，下课后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教室里瞬间安静，各种含义不明的目光交织过来。赵瑞龙神色自若地合上笔记，嘴角甚至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陈默的眉头习惯性地微蹙，像是预感到什么；而我心里则咯噔一下——在大学里，被这样单独点名，通常意味着麻烦，或者机遇。
辅导员的办公室狭小而整洁，弥漫着墨水与旧纸张混合的气味。他推了推眼镜，目光在我们脸上扫视一圈，如同审视三件待价而沽的商品。
“三位同学，”他开口，声音平稳，“学校要举办‘五四青年文化节’，各系需推荐一名学生代表在开幕式上发言。系里经过初步考虑，决定在你们三人中产生。”
空气仿佛凝固了，窗外的蝉鸣显得格外刺耳。
“这是个展示我系风采，也是展现个人综合素质的宝贵机会，”辅导员继续说着，手指轻轻敲击桌面，“你们每人准备一篇发言稿，主题围绕‘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周五之前交到我这里。系领导会亲自审阅评定。”
走出办公室，阳光有些晃眼。赵瑞龙第一个打破沉默，他深吸一口气，眼中闪烁着锐利的光：“好机会！全校性的露脸机会，分量不轻。”
陈默却显得有些意兴阑珊：“这种场合的发言，恐怕难免要说些场面话，表些空洞态。”
“场面话怎么了？”赵瑞龙不以为然地挑眉，“该唱高调时就得唱高调，这是游戏规则。抓住机会才是关键。”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致远，你说呢？”
我夹在两人之间，心情复杂。机会确实诱人，能在那种场合代表全系，对任何一名学生都是莫大的荣誉。但一股莫名的忧虑缠绕着我——我们三个朝夕相处的朋友，真的要为了一个名额开始竞争吗？
接下来的几天，308寝室的气氛变得微妙而紧张。
赵瑞龙开始了频繁的“外交活动”，常常深夜才归，身上偶尔带着淡淡的酒气。一次，他带着几分醉意，不小心说漏了嘴：“今晚…跟学生会的李副主席吃了顿饭，他答应…合适的时候，在系领导那边帮我说句话…”
陈默正就着台灯研读《沉思录》，闻言抬起头，语气带着不赞同：“瑞龙，这样做，是否有些…不妥？”
“不妥？”赵瑞龙嗤笑一声，靠在床头，“有什么不妥？这叫合理利用资源，优化配置。陈默，你呀，就是书生意气。”
我没说话，但心里清楚，这场竞争的天平，从一开始就已经发生了倾斜。
周三晚上，我正对着一沓稿纸绞尽脑汁，陈默忽然放下书，语气平静地说：“致远，我决定退出了。”
“为什么？”我愕然。
“我觉得这样的竞争背离了初衷。”他的眼神清澈而坚定，“思想的表达不应成为晋身的阶梯。与其耗费心力在揣摩上意和遣词造句上，不如多读几本好书。”
这时，赵瑞龙刚好推门进来，听到这句话，不由得笑了：“我的陈大圣人呦！等你以后走出象牙塔就会发现，机会就像班车，错过这一班，下一站就不知道在哪了。实力？人脉本身就是实力的一部分！”
眼看两人之间的火药味渐浓，我赶紧打圆场：“好了好了，各自按自己的想法准备吧，公平竞争。”
话虽如此，但我心里明镜似的，从赵瑞龙开始运作的那一刻起，公平二字早已打了折扣。
周四下午，我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意外遇到了沈清薇。她正安静地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摊开着一本《演讲与口才》。见到我，她微微一笑，压低声音：“听说你要竞争学生代表发言？”
我一愣：“你怎么知道？”
“赵瑞龙昨天找过我，”她合上书，语气平和，“他希望我能在系主任面前为他说几句话。他大概知道，我父亲和系主任是旧识。”
我的心微微往下一沉。赵瑞龙的触角，比我想象的伸得更远。
“你…答应他了？”我问，心里有些忐忑。
沈清薇轻轻摇头：“我觉得这样不好。而且…”她顿了顿，目光落在我带来的那本《乡土中国》上，“我认为，你的文章更有真情实感。上次诗社活动后，我特意找了你发表在系刊上的那几首诗读过。”
我感到脸颊有些发烫：“那些都是随手写的，登不得大雅之堂。”
“真诚的文字自有其力量，”她注视着我，眼神诚恳，“如果你要写发言稿，我建议你写自己真正相信的东西，写发自内心的思考，而不是堆砌华丽的辞藻和空洞的口号。”
她的话，像一道光，驱散了我眼前的迷雾。
周五，我交上了一份题为《从乡土中走来，向时代深处走去》的发言稿，没有刻意迎合，只写了我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对知识、对时代、对责任的真实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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