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末的大学校园，空气中弥漫着的不只是青春的气息，更有一种思想解冻后万物复苏般的躁动。这种躁动，在图书馆那排排高耸的书架之间，尤显深沉。
那天下午，我像往常一样，在文学类书籍的区域流连，指尖划过一本本书脊，寻找着能填补我精神饥渴的食粮。就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一本褐色封皮、没有书名的小册子，因其异常朴素的装帧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下意识地将其抽了出来。
封面上，是手写体的三个字：《潜渊札记》。纸张泛黄，边缘有些磨损，显然有些年头了。
“找什么呢？这么入神。”陈默的声音在身后响起，他手里捧着本《存在与时间》，眉头习惯性地微蹙着。
“没什么，一本旧笔记。”我扬了扬手里的册子。
陈默凑过来看了一眼封面，眼神里掠过一丝讶异：“《潜渊札记》？没想到这里还有这个。”
“你知道这本书？”我好奇地问。
“听一位老师提起过，”陈默压低了声音，“作者是五十年代的一位地方官员，据说这是他生前写下的私人笔记，未曾公开发表。里面记录的，是他主政一方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尤其是关于……人情世故，官场生态。”
我的心猛地一跳。官场生态？这对于一个刚从农村出来，对“官”的理解还停留在村长和乡党委书记层面的青年来说，是一个遥远而又带着某种禁忌诱惑的词汇。
“哦？林致远同志这是准备提前进入状态了？”一个带着几分戏谑的声音插了进来。不用回头，也知道是赵瑞龙。他总能像嗅觉最灵敏的猎犬一样，捕捉到任何可能蕴含价值的信息。他今天穿着一件崭新的的确良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随便看看。”我下意识地想将册子塞回去。
“别啊，”赵瑞龙手快，一把将册子拿了过去，随手翻了几页，眼神迅速扫过那些竖排的、略显潦草的毛笔字，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有点意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和光同尘，与时舒卷’……老调重弹，但话糙理不糙。致远，这书对你这种一根筋的，说不定是剂良药。”
陈默皱了皱眉：“瑞龙，别瞎说。致远，这书看看无妨，但要有自己的判断。为官之道，首在正心，而非权术。”
“正心？”赵瑞龙嗤笑一声，将册子抛还给我，“陈默，你的心是正的，可你能保证你遇到的人心都是正的？《潜渊札记》里不也说了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了解这些，不是为了害人，是为了不被人害，是为了……更有效地做事。”他最后一句，说得语重心长，仿佛已经历练多年。
我握着那本薄薄的册子，感觉手心有些发烫。陈默的理想主义如同阳光，光明正大，温暖人心；而赵瑞龙的现实洞察，则像月光，能照亮白昼不易察觉的角落，却也带着夜的清冷。而这本《潜渊札记》，似乎指向了一个更为幽深、复杂的世界。
那天晚上，我在寝室昏黄的台灯下，翻开了这本改变我许多认知的笔记。
开篇并无惊人之处，多是些地方风物、民生琐事的记录。但越往后，笔触越发深沉。作者用冷静甚至略带悲悯的笔调，记述了他在处理一桩桩公务时，所面临的人情网、关系学，以及那些隐藏在冠冕堂皇口号下的利益博弈。
他写一次看似公平的干部提拔背后的各方角力；他写一项利民政策在推行过程中，如何被层层曲解、塞入私货；他写自己如何在坚持原则与必要妥协之间走钢丝；他更写了自己初入仕途时的书生意气，是如何在一次次的碰壁和反思中，逐渐沉淀为一种更为审慎、也更为坚韧的力量。
没有赤裸裸的权谋教导，只有沉甸甸的现实描绘和充满矛盾的内心独白。他并非赞赏那些“潜规则”，而是在剖析其存在的土壤，并苦苦探寻一条在浊流中不失其本心的道路。
我看到了一段被我用笔轻轻划下的话：“**官者，管也。管人管事，亦管心。然则，管人心者，需先正己心。己心不正，何以正人？然，正己心非等于不通世务，不晓人情。譬如行舟，知水之深浅、流之缓急，方能驾驭自如，抵达彼岸。若一味蛮干，或随波逐流，则皆有倾覆之险。**”
这段话，像一颗石子投入我平静的心湖，漾开层层涟漪。我联想到白天的争论，陈默强调的是“正己心”，赵瑞龙看重的是“知水深流急”，而这位无名作者，似乎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艰难的平衡。
“看入迷了？”陈默洗漱回来，用毛巾擦着头发，看到我专注的样子，“有什么高见？”
我把那段话指给他看。
陈默仔细读完，沉默了片刻，叹了口气：“说得在理。知行合一，知不易，行更难。知道水深流急是‘知’，但能否在知晓这一切后，依然坚持‘正己心’去‘行’，才是真正的考验。这本书的作者，是个清醒的痛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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