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寒料峭,京畿外的田埂上却已燃起暗火。
百姓不敢点灯,但夜里总有影子在野地里游走。
他们不再用绳尺明量,而是蹲在田头,拿树枝在地上划格子,嘴里低声哼着调子——那不是歌,是记事,是账本藏在音律里的密语。
韩四娘踏着晨雾进府时,鞋底还沾着南乡的泥。
她脸色铁青,手指攥着袖口,像是怕自己忍不住砸了什么东西。
“他们把竹尺当众砸了。”她站在书房外回禀,声音压得极低,“两个老农被押去县衙,罪名是‘伪造度量衡’。县令站在堂前,亲手劈断咱们的丈杆,说——”她顿了顿,咬牙重复,“‘朝廷的杆秤才是准的,泥腿子也配谈尺寸?’”
屋内静了一瞬。
苏锦黎正坐在案前,指尖轻轻敲着紫檀案角,节奏不急不缓,像在数雨滴落下的间隔。
窗外风过竹林,沙沙作响,仿佛千万人在低语。
她没说话,只是缓缓起身,走到墙边那只旧木柜前,取出一只黄杨木匣。
匣子很旧,边角磨出了温润的光泽,锁扣早已锈死,她用银簪轻轻一撬,便开了。
里面躺着一柄尺。
三寸宽,七寸长,木质泛黄,边缘刻着细密的刻度。
正中央嵌着一个小小的“林”字——那是她生母林氏的姓,也是安国公府从未承认过的印记。
这尺是母亲唯一留下的东西。
当年她在药王庙病逝前,托老尼将这只嫁妆残物交给年幼的女儿,只留下一句话:“算账要用自己的尺,别信别人给的数。”
苏锦黎指尖抚过那道“林”字,眼神渐渐沉定。
她终于明白了母亲临终前为何坚持教她算账。
不是为了管家理事,而是为了今天——当天下人都想用一把统一的秤压住真相时,总得有人记得,最初的度量,本就该由人手所握,人心所定。
“传匠人来。”她转身,声音清冷如泉,“我要百柄黄杨木尺,形制与此完全相同。每柄内部凿一道暗槽,嵌入《田歌十二调》简谱刻纹,以盲文编号对应各州田型。”
韩四娘一怔:“藏谱?”
“对。”苏锦黎眸光微闪,“他们说我们私造度具,那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规矩’。”
三日后,京城西市正名坊前搭起一座高台。
青布为顶,四角悬灯,台上摆着一张长案,案上陈列十柄新制木尺,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一名小厮立于台前,高声宣读告示:
“自即日起,设‘民秤台’。凡持此尺实地测量田亩者,可将数据交由‘执灯会’登记备案,凭记录申领减税凭证。每一寸实耕之地,皆可抵一成赋额。”
人群围拢过来,大多是衣衫褴褛的农户,也有背着孩子的妇人、拄拐的老翁。
他们不敢靠近,只敢远远望着,眼神里有惊惧,也有渴望。
就在这时,虞幼窈从人群中走出。
她没说话,只是抬起双手,在空中缓缓比划——右手平伸三次,再向上扬掌;左手轻拉两下,似扯线放鸢。
这是她与“执灯会”定下的手势暗语:扬手三下,某地已量;拉线两折,需人支援。
一个放牛娃看见了,眨了眨眼,忽然跑开。
半个时辰后,他带着五个村童回来,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根削好的木棍,学着虞幼窈的样子,在地上画格子、打手势。
消息像风一样吹向四野。
北地流民营中,有人悄悄拿出藏了半月的菜叶残片,对照记忆中的音律,重新画出田界;江南水乡,船户借修橹之名,在桨柄内侧刻下木尺暗纹;就连漕运码头,也有脚夫趁着卸货间隙,用这种尺比划仓廒占地。
百姓开始称它为“活规矩”。
而沈知白得知此事时,正在东宫饮茶。
他听完回报,非但没怒,反而笑了。
“苏锦黎倒是聪明,知道用尺子撬天平。”他放下茶盏,冷笑一声,“可惜啊,规矩是谁定的?难道是几个瞎子唱曲、瘸子打手势就能改的?”
当日午时,户部紧急发布告示:“凡非工部监造之度具,一律视为非法,即刻收缴销毁。违者以扰乱赋政论处。”
巡查御史随即出动,携吏员奔赴各州县,挨户搜查“民间私尺”。
一时间,乡间鸡飞狗跳,不少人家被迫交出刚领到的黄杨木尺,眼睁睁看着它们被投入火堆。
火焰腾起,灰烬漫天。
可没人注意到,那些被没收的尺子,往往还没烧透,就被一群穿粗布短褐的货郎高价买走——十钱一柄,现钱交易,绝不还价。
这些货郎走的不是商路,而是军驿小道。
数日后,西北边镇某戍营中,一名年轻戍卒捡到了半截未焚尽的木尺。
他觉得质地不错,便带回营房打磨成笛哨。
哪知夜深人静时,他无意识吹出一段节奏,竟与本地田产分布惊人吻合——三长两短,代表坡地九亩;两顿一滑,对应水源偏移。
校尉闻声而来,听罢久久不语,最后只说了一句:“这哪是尺?这是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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