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寒料峭，京畿外的田埂上却已燃起暗火。
百姓不敢点灯，但夜里总有影子在野地里游走。
他们不再用绳尺明量，而是蹲在田头，拿树枝在地上划格子，嘴里低声哼着调子——那不是歌，是记事，是账本藏在音律里的密语。
韩四娘踏着晨雾进府时，鞋底还沾着南乡的泥。
她脸色铁青，手指攥着袖口，像是怕自己忍不住砸了什么东西。
“他们把竹尺当众砸了。”她站在书房外回禀，声音压得极低，“两个老农被押去县衙，罪名是‘伪造度量衡’。县令站在堂前，亲手劈断咱们的丈杆，说——”她顿了顿，咬牙重复，“‘朝廷的杆秤才是准的，泥腿子也配谈尺寸？’”
屋内静了一瞬。
苏锦黎正坐在案前，指尖轻轻敲着紫檀案角，节奏不急不缓，像在数雨滴落下的间隔。
窗外风过竹林，沙沙作响，仿佛千万人在低语。
她没说话，只是缓缓起身，走到墙边那只旧木柜前，取出一只黄杨木匣。
匣子很旧，边角磨出了温润的光泽，锁扣早已锈死，她用银簪轻轻一撬，便开了。
里面躺着一柄尺。
三寸宽，七寸长，木质泛黄，边缘刻着细密的刻度。
正中央嵌着一个小小的“林”字——那是她生母林氏的姓，也是安国公府从未承认过的印记。
这尺是母亲唯一留下的东西。
当年她在药王庙病逝前，托老尼将这只嫁妆残物交给年幼的女儿，只留下一句话：“算账要用自己的尺，别信别人给的数。”
苏锦黎指尖抚过那道“林”字，眼神渐渐沉定。
她终于明白了母亲临终前为何坚持教她算账。
不是为了管家理事，而是为了今天——当天下人都想用一把统一的秤压住真相时，总得有人记得，最初的度量，本就该由人手所握，人心所定。
“传匠人来。”她转身，声音清冷如泉，“我要百柄黄杨木尺，形制与此完全相同。每柄内部凿一道暗槽，嵌入《田歌十二调》简谱刻纹，以盲文编号对应各州田型。”
韩四娘一怔：“藏谱？”
“对。”苏锦黎眸光微闪，“他们说我们私造度具，那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规矩’。”
三日后，京城西市正名坊前搭起一座高台。
青布为顶，四角悬灯，台上摆着一张长案，案上陈列十柄新制木尺，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一名小厮立于台前，高声宣读告示：
“自即日起，设‘民秤台’。凡持此尺实地测量田亩者，可将数据交由‘执灯会’登记备案，凭记录申领减税凭证。每一寸实耕之地，皆可抵一成赋额。”
人群围拢过来，大多是衣衫褴褛的农户，也有背着孩子的妇人、拄拐的老翁。
他们不敢靠近，只敢远远望着，眼神里有惊惧，也有渴望。
就在这时，虞幼窈从人群中走出。
她没说话，只是抬起双手，在空中缓缓比划——右手平伸三次，再向上扬掌；左手轻拉两下，似扯线放鸢。
这是她与“执灯会”定下的手势暗语：扬手三下，某地已量；拉线两折，需人支援。
一个放牛娃看见了，眨了眨眼，忽然跑开。
半个时辰后，他带着五个村童回来，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根削好的木棍，学着虞幼窈的样子，在地上画格子、打手势。
消息像风一样吹向四野。
北地流民营中，有人悄悄拿出藏了半月的菜叶残片，对照记忆中的音律，重新画出田界；江南水乡，船户借修橹之名，在桨柄内侧刻下木尺暗纹；就连漕运码头，也有脚夫趁着卸货间隙，用这种尺比划仓廒占地。
百姓开始称它为“活规矩”。
而沈知白得知此事时，正在东宫饮茶。
他听完回报，非但没怒，反而笑了。
“苏锦黎倒是聪明，知道用尺子撬天平。”他放下茶盏，冷笑一声，“可惜啊，规矩是谁定的？难道是几个瞎子唱曲、瘸子打手势就能改的？”
当日午时，户部紧急发布告示：“凡非工部监造之度具，一律视为非法，即刻收缴销毁。违者以扰乱赋政论处。”
巡查御史随即出动，携吏员奔赴各州县，挨户搜查“民间私尺”。
一时间，乡间鸡飞狗跳，不少人家被迫交出刚领到的黄杨木尺，眼睁睁看着它们被投入火堆。
火焰腾起，灰烬漫天。
可没人注意到，那些被没收的尺子，往往还没烧透，就被一群穿粗布短褐的货郎高价买走——十钱一柄，现钱交易，绝不还价。
这些货郎走的不是商路，而是军驿小道。
数日后，西北边镇某戍营中，一名年轻戍卒捡到了半截未焚尽的木尺。
他觉得质地不错，便带回营房打磨成笛哨。
哪知夜深人静时，他无意识吹出一段节奏，竟与本地田产分布惊人吻合——三长两短，代表坡地九亩；两顿一滑，对应水源偏移。
校尉闻声而来，听罢久久不语，最后只说了一句：“这哪是尺？这是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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