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明宇没有让祁同伟失望。凭借其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对政策话语体系的精准把握，他在一周内便拿出了一份题为《当前地方治理中需警惕的几种倾向及对策思考》的内参报告初稿。报告措辞严谨，逻辑清晰，通篇充斥着“大局意识”、“稳健推进”、“法治精神”、“防止偏差”等正确术语，俨然一篇立足高远、忧国忧民的学者建言。
祁同伟在山水庄园那间绝对安全的密室里，逐字逐句地审阅着这份报告。报告中，郑明宇巧妙地将祁同伟需要传达的核心意图，包裹在学术化的论述之中：
倾向一：借“深化改革”之名，行否定既往、急躁冒进之实。 报告指出，某些地方存在脱离发展阶段和省情实际，盲目追求“轰动效应”的现象。比如，“片面强调破旧立新，忽视工作连续性和干部队伍稳定性”，甚至“将特定发展阶段形成的、符合当时实际的政策措施简单斥为‘落后’或‘保守’”，这种倾向“不仅挫伤了广大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也可能引发不必要的社会震荡，最终损害改革发展大局”。报告强调，真正的改革应是“蹄疾步稳”、“循序渐进”的，是在继承中发展，在稳定中创新。
倾向二：少数拥有特殊背景的干部，形成非正式圈子，对地方政务进行不当干预。 报告委婉地提出，需警惕“个别干部因其家庭背景或人脉关系，形成超越组织程序的隐形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可能“干扰地方正常决策秩序，破坏公平公正的选人用人环境，甚至将个人或小团体意志凌驾于组织原则之上”。报告认为，这不利于健康政治生态的构建，也与现代治理体系的要求背道而驰。
通篇报告，没有一处提及“汉东”，没有点名“沙瑞金”或“侯亮平”，更没有出现“高育良”、“祁同伟”的名字。但任何一个对汉东近期情况有所了解的人，都能清晰地看出，那“急躁冒进”的影子指向谁，那“特权圈子”的嫌疑又落在谁的身上。郑明宇甚至“客观”地引用了部分地方数据（经程度渠道提供，做了脱敏处理）和学者观点，使得整篇报告看起来论据充分，分析透彻。
“好！非常好！”祁同伟看完最后一页，忍不住轻轻拍了一下桌子，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明宇果然是大手笔！这份报告，有理有据，不温不火，却字字千钧！”
他立即安排程度，通过绝对可靠的秘密渠道，将这份报告递送了出去。它的目的地，并非是面向大众的公开刊物，而是少数特定层级领导能够看到的内部参考材料渠道。这个渠道的特点在于，其内容往往能引起高层领导的直接关注和思考，影响力深远而微妙。
报告的传递悄无声息，如同石子投入深潭，没有激起任何公开的波澜。但在那特定的、范围极小的决策信息圈层里，它确实引发了一些讨论和思考。
数日后，京城，某次小范围的高级别政策研讨间隙。一位素有“稳健派”之称、对激进改革持审慎态度的资深专家，在与几位同僚交流时，若有所思地提到了郑明宇的这份报告。
“最近看到一篇内参，分析得很深刻啊。”老专家推了推眼镜，“里面提到的一些倾向，确实值得警惕。改革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主流，但不能因此就否定过去的一切，更不能脱离实际，搞大干快上那一套。稳定是前提，乱了节奏，什么都谈不上。”
旁边一位在组织系统工作多年的官员点了点头，接口道：“是啊，尤其是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部分，说得在理。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必须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要防止形成那种看不见摸不着，但能量巨大的小圈子。这种圈子文化，危害甚大。”
这些讨论，虽然同样没有点名汉东，但其价值取向和关注点，无形中为祁同伟、高育良所代表的“稳健派”、“实干派”提供了某种理论支持和道义上的正当性。相反，沙瑞金早期那种试图打破常规、锐意改革的形象，在这种话语体系下，容易被解读为“急躁”、“冒进”；而钟小艾家族为侯亮平发声的行为，则隐约与“特权干预”、“小圈子”的嫌疑挂上了钩。
这种话语层面的微妙转向，其影响力是潜移默化而又极其关键的。它开始在更高层面的意识领域，为汉东的这场权力博弈进行某种“定性”。这种“定性”并非最终的裁决，却能为最终的裁决提供潜在的认知框架和情感偏向。
当这种讨论的风声，通过某种渠道，反馈到汉东时，在沙瑞金听来，无疑是刺耳的。他意识到，祁同伟不仅在场内与他角力，更将手伸向了能够影响裁判的看台。对方正在用一种更高级的方式，试图从根本上否定他行为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他努力推动项目、改善民生的政绩，在这种“稳健压倒一切”的论调下，似乎都带上了“功利”和“急躁”的色彩。这种无形的压力，比公开的对抗更让他感到窒息和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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