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的果实甘美无比，权力带来的掌控感令人沉醉。在成功“礼送”侯亮平离开汉东、迫使沙瑞金收缩妥协之后，祁同伟切实感受到了自身地位的根本性变化。他不再是那个需要时刻仰仗老师高育良鼻息、在省委会议上需要谨言慎行的副厅长，而是成为了汉东省真正意义上的实权人物之一，是连沙瑞金这位封疆大吏都不得不正视、甚至在某些领域需要让步的“棋手”。公安系统内部，他的权威说一不二；在省委层面，他的意见举足轻重；在更广阔的汉东政商两界，“祁厅长”三个字，已然具备了翻云覆雨的能量。
然而，就在这春风得意、似乎可以尽情享受胜利果实的时候，祁同伟的内心深处，却涌动着一股难以平息的不安和一种更加炽热的渴望。这种不安，并非源于沙瑞金可能的反扑——在他看来，沙瑞金经此一挫，短期内已难有作为；也非源于高育良那隐约可察的隐忧——他自信能够处理好与老师的关系。这种不安，更深层，更本质，源于他对自身权力根基脆弱性的清醒认知，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本能警惕。汉东这一亩三分地的胜利，并不能让他高枕无忧。他的视野，已经越过了汉东的群山，投向了那座象征着最高权力、能决定无数人命运的城市——北京。
一、 汉东之巅的危机感：根基的脆弱性
站在汉东权力之巅，祁同伟看到的并非一马平川，而是潜藏在繁华景象下的沟壑与悬崖。夜深人静时，他常常独自一人在书房里，对着全省地图，或者仅仅是凝视着窗外京州的万家灯火，进行着冷静甚至冷酷的复盘与推演。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如今的权势，建立在几个并非完全稳固的基石之上：
首先，是与老师高育良的联盟。这个联盟目前看似牢固，双方利益高度绑定。但高育良那深藏不露的城府和偶尔流露出的、对于祁同伟势力膨胀过快的那一丝警惕，让祁同伟明白，师生情谊在巨大的权力和利益面前，并非坚不可摧。高育良需要他这把利剑，但也必然在思考如何掌控这把剑。一旦外部压力减轻，或者内部利益出现难以调和的冲突，这个联盟会出现怎样的裂痕，犹未可知。
其次，是对公安系统等强力部门的掌控。这是他权力的核心支柱。但他也明白，这种掌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个人的威望、手腕以及精心构建的利益网络。这种基于人治的掌控，存在着潜在的风险。一旦他本人失势，或者出现更强大的挑战者，这个支柱并非不可动摇。沙瑞金暂时退却，但省委书记的大义名分仍在，谁能保证他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通过某种方式，重新插手政法系统？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是那些见不得光的“历史遗留问题”。山水集团，高小琴，以及更深层次牵扯到的赵家旧事，尤其是与赵瑞龙、杜伯仲等人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是他权力大厦地基下的定时炸弹。他利用手段暂时将这些隐患压制、搁置，甚至试图将其纳入可控范围，比如让程度严密监控赵瑞龙，保护好高小琴。但他比谁都清楚，这些东西是无法彻底擦除的。它们的存在，意味着他祁同伟的头上，始终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因为某个意外、某次更高层面的清查、或者某个知情人的反水而坠落。
“汉东太小了……”祁同伟常常在心中默念。在汉东，他或许可以做到一手遮天，但汉东终究只是中国的一个省。他的命运，他好不容易攫取到的一切，最终的决定权，并不完全在汉东，而在北京。沙瑞金可以来自北京，侯亮平可以来自北京，未来，也可能会有张瑞金、王亮平来自北京。如果上面没有人，没有足够硬的“天线”和强大的奥援，那么他在汉东经营的一切，就如同沙滩上的城堡，一次来自高层的政治风浪，就可能将其摧毁殆尽。侯亮平事件就是一个最鲜明的警示：若不是钟小艾家族的能量终究有限，且自己这边抓住了确凿的把柄，结局或许会是另一番光景。
这种深刻的危机感，促使祁同伟绝不能将目光局限于汉东。他必须走出去，必须将权力的触角伸向北京，在那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可靠的政治庇护网络。他需要的，不是在汉东的称王称霸，而是在整个中国权力格局中的“安全”与“未来”。
二、 双线并进：明暗渠道的铺设
将视野投向北京后，祁同伟开始有条不紊地、极其隐秘地行动起来。他就像一位高明的棋手，在巩固汉东基本盘的同时，悄然在更广阔的棋盘上布下了两颗重要的棋子，一明一暗，双线并进。
明线：借力梁璐家族，融入圈子。
梁璐，这位曾经的大学辅导员，如今的厅长夫人，其父亲是汉东省的老领导，虽然早已退下，但在汉东乃至更高层面，依然留存着不少香火情谊和人脉关系。过去，祁同伟对梁璐以及她背后的家族，感情复杂，既有利用，也有疏离。但此刻，为了打通向上的阶梯，他开始更加积极地修复和利用这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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