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水，趁机观察了一下吕梁阴晴不定的脸色，才继续小心翼翼地、字斟句酌地说：“特别是今天上午，大家看到祁厅长那个慰问刘庆祝的新闻……下面很多同志，尤其是不少年轻同志，心里就更是嘀咕了，议论纷纷。觉得……觉得侯局长之前的一些做法，是不是确实……有点太过了？办案心切可以理解，但咱们反贪工作，最讲究的就是铁证如山，就是程序合法，这就像房子的地基，地基不稳，房子修得再高也得塌。这威胁涉案人家属，甚至牵扯到人家在国外读书的孩子……唉，于情于理，于纪于法，怎么说都是犯了大忌，是硬伤啊。”
吕梁默默地听着，没有打断，只是手指敲击桌面的频率不自觉地加快了些。王茂功的话，像一面无比清晰的镜子，真切地映照出此刻反贪局内部正在蔓延的一种普遍情绪：一种因最高领导犯下低级且严重错误而带来的集体羞耻感和挫败感，一种对自身职业尊严和单位声誉受损的愤懑与无奈，以及，一种更强烈的、急于与“错误”划清界限、尽快回归“正轨”、寻求组织认可和保护的潜在渴望。这种复杂而汹涌的情绪，正在悄然地、却是彻底地瓦解着侯亮平虽然短暂、但却曾经极具威慑力的权威基础。
“是啊，老王你说到根子上了。”吕梁终于开口，声音带着熬夜和吸烟后的干涩沙哑，“程序合法是我们的生命线，是底线，任何时候都不能突破。侯局长……他可能就是太心急了，太想尽快打开山水集团的突破口，做出成绩。但是，规矩就是规矩，纪律就是纪律，这是高压线，谁碰了，谁就要承担责任。”他的这番话，既像是在回应王茂功，更像是在为自已接下来的选择做心理铺垫和道义上的定性。
“吕局，您是局里的老领导了，经验丰富，做事稳妥，大家一向都信服您。”王茂功适时地、非常自然地将话题引向了关键点，明确表明了姿态，“现在这个局面，风雨飘摇，就更需要您这样的老同志站出来，稳住大局，统一思想，指明方向。局里真的不能再乱下去了，也乱不起了。再这样人心涣散下去，咱们反贪局的声音和牌子就彻底坏了，臭了，以后的工作还怎么开展？谁还会信任我们？”
这话说得含蓄，但其中的意味，吕梁听得明明白白：局内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希望有人能带头，与侯亮平的“错误”进行坚决、彻底的切割，重新确立反贪局工作的“正确”方向。而这个人，非目前主持工作的、资历最老的副局长吕梁莫属。这是压力，但何尝不也是一个机会？
王茂功离开后，办公室里重新恢复了寂静，但吕梁的心潮却更加汹涌。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又陆续有两位重要部门的负责人，以汇报近期工作或请示问题的名义，先后来到吕梁的办公室。他们表达的核心意思与王茂功大同小异：对当前局面的深切忧虑，对规范执法、严守程序的反复强调，以及对吕梁在此关键时刻勇于担当、主持大局的深切期待。这些来访，看似偶然、独立，但其出现的节奏、谈话内容的惊人趋同性，让吕梁敏锐地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被精心组织过的气息。这已经不像是个别干部散兵游勇般的自发行为，倒更像是一种有组织的、温和但坚定的“劝进”，或者说，是一种无形的“逼宫”。
吕梁深刻地意识到，局内一股强大的、求稳的力量已经形成了高度共识，并且急切地希望他这位名正言顺的临时最高领导，能够站出来，代表和引领这股力量，完成与侯亮平时代的切割。如果他选择顺应这股潮流，或许能迅速赢得局内大多数中层干部和普通干警的支持，稳定住岌岌可危的局面，甚至可能借此机会，真正地将反贪局的权柄牢牢掌握在手中；反之，如果他此刻表现出任何犹豫、摇摆，或者试图以某种方式为侯亮平辩解、维护，那么，他很可能立刻就会被这股强大的、求“正名”的潮流所孤立、抛弃，甚至被毫不留情地打上侯亮平“同党”的标签，一起被这股强大的政治风暴卷下台，政治生命就此终结。
正当他内心两个念头激烈厮杀、天平剧烈摇摆之际，他放在办公桌上的私人手机响了，屏幕上跳动着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吕梁的心头莫名一紧，一种强烈的预感涌上心头。他深吸一口气，稳定了一下情绪，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喂，是吕梁副局长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沉稳、温和，却自然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和距离感的声音。
这个声音吕梁并不陌生，在多次全省政法工作会议上，他都曾认真地聆听过其发言。他的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立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身体不自觉地挺得笔直，仿佛对方就站在他面前一样：“高书记！您好！我是吕梁！”
“嗯，不必这么客气。”电话那头，正是省委政法委书记高育良。他的语气平淡听不出喜怒，像是在谈论一件与己无关、但又必须处理的日常公事，“亮平同志的事情，相关的会议精神和省委的决定，想必你也都已经清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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