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开篇，就用充满感情色彩的笔触描绘了侯亮平：一位来自最高检的年轻检察官，怀揣着对法律的忠诚和对正义的追求，毅然投身汉东这个“政治生态复杂”、“利益盘根错节”的反腐一线。文章详细叙述了侯亮平在调查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阻力：来自地方保护主义的软抵抗，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明枪暗箭，来自被扭曲的舆论的无端指责……笔锋所向，将汉东官场描绘得如同铁板一块、迷雾重重，而侯亮平则是这迷雾中唯一执着前行的孤胆英雄。
文章中，不乏一些看似深刻、实则刺激性的语句：
“……在一些地方，反腐败的利剑遭遇了‘棉花墙’式的阻击，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被用来拖延、化解调查的锋芒……”
“……当‘稳定压倒一切’成为某些人维护自身利益的挡箭牌时，改革的步伐怎能不步履维艰？”
“……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让一位依法履职的检察官，在某些人眼中成了‘麻烦制造者’？是什么让一场正义的斗争，蒙上了复杂的本土与外来、保守与改革之争的阴影？”
“……侯亮平同志的处境，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深化改革、铲除腐败顽疾的深层痛楚。它考验的不仅是勇气，更是智慧，是对法治信念的坚守……”
文章的结尾，呼吁要“给改革者空间，为担当者担当”，要坚决支持像侯亮平这样“敢于亮剑”的干部，打破“劣币驱逐良币”的怪圈。
平心而论，这篇文章的出发点是好的，旨在声援反腐，支持侯亮平。在京城的一些读者，甚至更高层的某些领导看来，这或许是一篇有见地、有勇气的报道。
但是，当这篇文章传到汉东，在汉东的干部、群众中传播时，产生的效果却与钟小艾、甚至刘记者的预期截然相反，甚至可以说是灾难性的。
首先炸锅的是汉东的干部群体，尤其是那些并非祁同伟、高育良核心圈子，但对沙瑞金空降和侯亮平强势办案本就心存疑虑的中层干部们。
省委办公厅的一位处长，在食堂里边吃饭边用手机看完了转载的文章，气得把筷子一放，对同桌的同事低声抱怨：“听听！‘孤胆亮剑’？‘深水攻坚’？合着咱们汉东就是一片污泥浊水，就他侯亮平一朵白莲花？我们这么多干部，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搞建设、促发展，到头来在他眼里，就成了需要被‘攻坚’的顽疾了？”
另一位地市来的发改委副主任，在招待所里看完文章，苦笑着对同行的人说：“看到没？‘本土与外来’、‘保守与改革’，这帽子扣得多大！咱们讨论一下反腐要注意方式方法，别影响经济发展，这就成‘保守派’了？就成了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了？这京城来的笔杆子，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就是！”旁边有人附和，“你看这文章的语气，高高在上，指手画脚，好像我们汉东人多不开化似的。他侯亮平是来拯救我们的？简直是笑话！”
这种反感和抵触情绪，如同病毒般在汉东的官场蔓延。文章中将侯亮平塑造为“孤胆英雄”，无形中将整个汉东干部队伍放在了对立面，仿佛除了侯亮平，汉东就没有好干部，都在阻挠反腐。这种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叙事，极大地伤害了汉东干部的自尊心，加剧了他们的逆反心理。原本一些对祁同伟等人做法未必完全认同的中间派干部，此刻也因为这种“地域黑”式的笔触，情感上更倾向于本土势力。
而在更广泛的民间，尤其是与企业界有关的圈子里，反应同样负面。一些企业家看到文章中将侯亮平频繁传唤企业高管描述为“攻坚克难”，而将他们所处的环境定义为“复杂深水”，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扰民就是扰民，还说得这么清新脱俗！”一位被反贪局找去谈过话的民营企业老板在饭局上愤愤不平，“我们合法经营，依法纳税，凭什么就要被当成‘深水’里的可疑分子？他侯亮平是‘孤胆英雄’了，我们的生意受损、名誉受影响，谁来过问？京城的大报纸就这么不分青红皂白？”
这种情绪与之前祁同伟利用经济数据发难形成的舆论场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很多人自然而然地将经济下滑、投资环境“不确定性”的根源，归咎于侯亮平这种“不计后果”、“为当英雄而办案”的风格，而这篇来自京城的、充满褒奖的文章，仿佛是对这种风格的一种肯定和鼓励，这更让汉东本地人感到一种被冒犯、被忽视的愤怒。
甚至连沙瑞金看到这篇文章后，都忍不住皱紧了眉头。他把报纸递给旁边的田国富，叹了口气：“这个钟小艾，真是……帮倒忙啊！”
田国富快速浏览了一遍，也摇了摇头：“文章本身调门太高，把亮平同志抬到了不适当的位置，把汉东描绘得一团漆黑。这非但不能争取支持，反而会激化矛盾，坐实了某些人关于‘京城来的公子小姐看不起我们汉东人’的论调。瑞金书记，这下我们的工作更被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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