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梁父带来的短暂安定感，并未持续太久。祁同伟深知，梁家的支持更像是一把双刃剑，能在风雨中提供些许庇护，但也可能将他更深地捆绑在汉东旧有的权力网络之中。他真正需要攻克，或者说至少需要稳住的关键人物，是他的老师，政法委书记高育良。
在汉东这盘错综复杂的棋局上，高育良的位置极为特殊。他既是赵立春时代提拔起来的干部，与赵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是汉东政法系统的实际掌门人，学术背景深厚，自有一套政治哲学和行事逻辑。他欣赏祁同伟的才干，却也对其过往的急功近利和与赵家过于紧密的捆绑心存芥蒂，尤其是“病休”前后祁同伟一系列反常举动，必然已引起这位心思缜密的老师的警觉。
因此，当高育良亲自登门“探病”的消息传来时，祁同伟并不意外。这绝非一次简单的师生情谊的体现，而是一场精心安排的面试，考官是高育良，考题是“祁同伟，你究竟想做什么？”
祁同伟不敢怠慢。他让梁璐简单准备了茶具和水果，自己则换上了一身更为居家的羊绒开衫，刻意营造出一种病体初愈、静心休养的氛围。书房被他整理过，书桌上摊开几本法学和政治学专着，其中一本正是高育良早年出版的《传统政法文化研究》，页脚还细心夹着书签，仿佛他近日一直在潜心研读。
高育良是在傍晚时分到的，没有带秘书，只提了一盒包装精美的茶叶。他穿着合体的深色夹克，银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脸上挂着惯常的、温和而略显疏离的笑容。
“老师，您怎么还亲自过来了，这让我怎么敢当。”祁同伟快步迎到门口，语气带着恰到好处的惶恐和感激。
“听说你病了，过来看看。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吗？”高育良将茶叶递给迎上来的梁璐，目光却如同精密仪器般，迅速扫过祁同伟的脸庞和气色，也扫过了客厅和书房的陈设。
“劳老师挂心，就是前阵子太累，心脏有些不舒服，医生让静养一段时间，现在好多了。”祁同伟引着高育良在沙发坐下，梁璐奉上茶后，便识趣地退了出去，将空间留给这对师生。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马虎不得。”高育良端起茶杯，轻轻呷了一口，姿态优雅，“尤其是我们公安战线的同志，压力大，任务重，更要懂得爱惜自己。这次病休，倒也是个机会，让你能静下来，好好思考一些问题。”
话题切入得自然而犀利。祁同伟心中凛然，知道考较已经开始。他欠了欠身，表情诚恳：“老师说的是。这次生病，躺在病床上，确实想了很多。回想自己这些年的路，尤其是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可能还是太急躁，不够成熟，让老师您失望了。”
他以退为进，主动承认“错误”，但将原因归结为“急躁”和“不成熟”，这是一种安全的自我批评，避开了具体敏感事项。
高育良不置可否，手指轻轻摩挲着温热的茶杯，目光平和地看着他：“哦？都想通了些什么？说来听听。” 那眼神仿佛在说，空泛的检讨就不必了，我要听点实在的。
祁同伟知道，不能再打太极了。他需要展现一些真正有分量的思考，但又不能过于惊世骇俗。略一沉吟，他决定将话题引向一个高育良必然关心，且自己能发挥信息优势的领域——李达康。
“老师，我最近也在反思我们汉东的一些发展模式。”祁同伟调整了一下坐姿，显得更为认真，“比如说，李达康书记主导的京州模式，特别是光明峰项目，声势浩大，GDP拉动效果明显，这当然是成绩。但我在想，这种高强度、快节奏的开发建设，会不会也埋下一些隐患？”
高育良的眉梢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李达康是他的主要政治对手，两人在施政理念和权力格局上多有龃龉。祁同伟主动提及李达康，并且是持一种审慎乃至批判的态度，这无疑引起了高育良极大的兴趣。但他表面上依旧平静：“达康同志魄力大，执行力强，这是有目共睹的。你所说的隐患，指什么？”
祁同伟知道，关键时刻到了。他必须说得精准，既能戳中高育良对李达康的不满，又要显得客观、有见地，而非简单的挟私报复。
“老师，我认为隐患主要在几个方面。”祁同伟条理清晰地说道，“第一，是社会稳定风险。像光明峰这样的大项目，涉及大规模征地拆迁，利益调整剧烈。李书记追求效率，手段往往比较……强硬。短期内或许能压住矛盾，但那些被牺牲了利益的群众，他们的怨气会不断累积。大风厂股权纠纷就是一个例子，工人情绪很大，我担心处理不好，会出大乱子。”
他观察着高育良的反应，见对方听得专注，便继续道：“第二，是决策风险过于集中。李书记事必躬亲，权威极重，这保证了效率，但也可能导致下面的人只唯上、不唯实，报喜不报忧。一旦顶层决策出现偏差，整个系统缺乏有效的纠错机制，后果不堪设想。而且，这种高度依赖个人权威的模式，其可持续性也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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