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这风雨飘摇的乱世，当时的朝代，经历过一连串的屈辱，无论是甲午海战的马关条约，又或者是八国联军的侵略，最后义和团的闹剧，那时候的人，有血性的都因国耻而愤慨，恨不能上阵杀敌，报效国家，可我则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只想着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毕竟我没有城里人所谓的眼界与见识。
我没有好听的名字，本姓周，单字一个安，这样的名字放在任何一个普通的位置，都不会有任何违和感，比如餐馆酒肆的店小二，或者是满街奔跑的臭脚车夫，码头的工人，叫卖的商贩，都和我的名字匹配的天衣无缝，可老天往往就是喜欢开玩笑，这么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顶着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名字，却在今后的几十年里，成为了世人口中的神人，创造一个又一个神话，不由得让人唏嘘感叹。
事情要从一次我们沛榆县“闹妖精”的事情说起：
我读私塾的第二年，由于清政府主张学制改革，废了科举制度，从而改成了新学制，这让我有些迷茫，可书总是要读的，偶尔能听到其他同学高谈阔论着时事，我也是一知半解，无法融入，更无法输出自己的看法，慢慢的，我的烟不出火不进的性格，更被同学看成了异类，被排挤欺负的更加的边缘化，这其中最能欺负我的人，就是开纺织厂的少东家，董海城，董少爷。
董海城倒也不是会对我拳脚相向的人，更多的时候，是对我自信的践踏，没事就对我言语嘲讽挖苦，更对我这乡巴佬的身份嗤之以鼻，其他的同学则以他马首是瞻，一有机会，就在众人面前让我下不来台。
伴随着青春期，我的性格则更加的内向自卑，沉闷到了极点，整日里唯唯诺诺的，见到那群公子哥，我只能躲着走，即便是这样，也躲不过同学们的挖苦与嘲讽，简直是苦不堪言，在这么纷乱的世界，这样压抑的日子，一眼望不到头，几次跟父亲说我不想读书了，可父亲却有着自己的想法，虽然他也是个农民，没有更多见识，可他却说：现在的世道，已经变了天，靠着在土里挖食儿吃，是没有出息的，我和你娘年纪都大了，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我儿有出息，乱世更是改命的好机会，你自己要把握住，你要往开处想，现在同窗们对你的挖苦打压，则是在磨练你的性子，懂得忍耐，才能成个人物。
没办法，听了老爹的话，只能硬着头皮去学习，好在现在学的东西，还算是有意思，增加了许多新学问，比如新文与数学等等，我还有着一份幸运，那就是赵允的陪伴，可他平时话不多，很安静，除了偶尔和我说上几句话之外，更多的时候，则是在角落中看书，说起看书，他并不是很认真学习，而是看那些不知道从哪弄来的闲书，他不小气，也经常借给我看，故而，我也培养了没事就看书的习惯，如果有书可看的话。
赵允的父亲，是城里慧心书店的经理，现在的书籍也更多的是装订完整的印刷品，看起来很舒服，我也是不挑剔，有什么看什么，赵允带什么，我就看什么，我喜欢和他在学堂后面的大柳树下，靠着看书，一看就是一个下午，期间，光影变换，我们就挪动着屁股换个位置，躲避树叶间散落的斑驳光影，多年以后，这一段经历萦绕在我的脑海，以至于每想到此处光景，我便痴痴地笑出了声，而后，笑容慢慢消失，剩下的则是那无声的沉默。
他是个安静的男孩，很有灵气，可要说我看不惯的就是，他无论冬夏，都带着一顶帽子，即便日三伏天，热的汗水从鬓角流下，他都不肯摘下来，这一点我很奇怪，可我尊重他，问过他一次，他没回答，我也就不再问了，至于其他的同学，也不怎么敢招惹他，他看起来很安静，如果有同学试图伸手逗他，摘他帽子，他则身边有什么拿什么，丢向逗他的同学，我就亲眼见过，他拿着学堂先生修剪花草的大剪子，丢向试图摘下他帽子同学的面门，若不是那家伙躲的及时，后果不堪设想。
久而久之，同学都对赵允敬而远之，最多也就是逞口舌之快，将我俩个异类，叫做周傻子和赵秃子，我有时候还因为别人的言语生气闷闷不乐，可赵允却总是不以为然，看来他只是不喜欢跟别人离的太近，或者是动手打闹，对于言语的讽刺挖苦，他则充耳不闻，好像与他无关一样，他也跟我说，别人说你你生气，那么你则是被伤了两次，如果别人说你，你当他放屁，则当时生气的就应该是对方，你就还回去了。
我们学堂有两位先生，一位是早先私塾的李先生，另一位则是新学制之后来的米先生，这两个人的对比比较强烈，李先生长袍马褂，一副老学究的模样，另一位米先生则衬衫马甲很有洋派，米先生的想法很新颖，教学之余，也经常提起他留洋时候的见闻，他给我们形容汽轮机等等，汽车轮船，这些新事物，那些富家公子兴许听过，可我则对这些一无所知，仿佛在听另一个世界的见闻一样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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