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七载暮春，长安平康坊的杨府外，钱紧攥着手里的荐书，手心全是汗。他是华州人，去年家乡闹水患，田被淹了，爹娘把最后半袋粟米塞给他，让他来长安“投个富贵门庭混口饭”。托了三拐四绕的亲戚，才得了个杨府家丁的缺——这杨府的主人，正是当今贵妃的堂兄，刚升任度支郎中的杨国忠。
“新来的？叫钱紧是吧？”门房老张头斜睨着他，接过荐书扫了一眼，“跟着我来，先给你讲讲规矩。”
钱紧跟着老张头往里走，越走越心惊。杨府不是他想的普通宅院，光是前院就比家乡的县衙还大，青砖铺地，廊下挂着朱红宫灯，连墙角的盆栽都是他从没见过的奇花。走到内院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爽朗的笑声，一个穿着蜀锦圆领袍的中年男人正站在廊下，手里把玩着一串蜜蜡佛珠，身边围着几个文士打扮的人。
“那就是咱们家主人，杨郎中。”老张头压低声音，“记住了，在府里说话做事都要机灵点，主人最喜赚钱的门道，要是能帮主人想到生财的法子，赏钱少不了你的。”
钱紧刚点头，就见一个穿绿袍的小吏捧着账本跑过来，躬身道：“中丞，江南各州的春赋都送来了，共收了粟米二十万石，布帛五万匹，按您的意思，已经按‘变造令’折算成铜钱了。”
杨国忠眼睛一亮，接过账本翻了翻：“折算价多少？”
“粟米每石按三百文算，布帛每匹按五百文算，总共折了八千五百万文。”小吏笑着说，“要是按市价，粟米每石五百文，布帛每匹八百文，这一下就省了三千多万文。”
钱紧听得迷糊，什么“变造令”？怎么折算一下就省了这么多？他偷偷问老张头，老张头撇撇嘴：“这你都不懂？‘变造令’就是主人定的规矩，地方上缴国库的粮食布帛，不能直接运到长安，得先折算成铜钱。主人让按低价折算，等于是用便宜价把地方的东西买过来，回头再把粮食布帛按市价卖给军营和商铺，中间的差价，可不就进了咱们府里？”
正说着，杨国忠转头瞥见钱紧，指了指他：“你是新来的家丁？看着倒还机灵，跟我来账房，帮着核对账目。”
钱紧跟着杨国忠进了账房，屋里摆着十几口大箱子，打开一看，全是串好的铜钱，堆得快到屋顶了。账房先生正在记账，见杨国忠进来，连忙起身：“中丞，这是本月‘变造’的利润，一共三千二百万文，按您的吩咐，已经分出一百万文，准备送进宫给贵妃娘娘。”
杨国忠满意地点头，拿起一枚铜钱在手里掂了掂，忽然问钱紧：“你说，这铜钱为什么能当钱花？”
钱紧愣了一下，挠挠头：“因为、因为是官府铸的？”
“错了。”杨国忠哈哈一笑，把铜钱扔给他，“是因为权力。我能让江南的粟米按三百文一石折算，不是因为粟米只值这个价，是因为我管着度支司，手里有权。权力能定规矩，规矩能生钱——这就是我教你的第一堂‘钱课’。”
那天下午，钱紧跟着账房先生核对账目，才算真正看清了“变造令”的门道。江南送来的粟米，明明是上等的好米，却按劣质米的价格折算；苏州的云锦，本是皇室贡品级别的布帛，却按普通粗布的价格算。账房先生一边记账一边感慨：“以前的度支郎中，都按规矩办事，哪像咱们中丞，把账本当成聚宝盆。就这‘变造令’，推行才半年，府里就多了两亿文铜钱！”
傍晚时分，杨国忠让人把折算好的粟米运到长安西市，按每石五百五十文的价格售卖——比市价还高五十文。钱紧跟着去送粮，见一个粮铺老板围着粮车转，愁眉苦脸地对伙计说：“这杨郎中也太黑了！按这个价买粮，咱们根本赚不到钱，可要是不买，军营的军粮订单就拿不到，真是两头为难。”
伙计叹道：“谁让人家有权呢？听说连京兆尹都得让他三分，咱们这些小商贩，只能认栽。”
钱紧看着粮铺老板掏银子买粮，忽然明白杨国忠上午说的“权力生钱”是什么意思。原来权力能把低价买来的东西，按高价卖出去，不管百姓愿不愿意，都得买——因为没有第二家能拿到这么多粮食。
回到杨府时，天色已经黑了。老张头递给钱紧一贯钱：“这是你今天的赏钱。好好干，跟着主人，以后有你好日子过。”
钱紧攥着那贯钱，铜钱硌得手心发烫。他想起家乡的爹娘，要是有这一贯钱，他们就能买二十斤粟米，不用再啃树皮了。可他又想起那个粮铺老板的愁容，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这钱来得容易，可好像不太干净。
他不知道，这只是杨国忠敛财的开始。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将见证一场席卷大唐的“权力敛财游戏”，而他这个小小的家丁，也将被卷入这场游戏的漩涡中心。
天宝七载秋，长安城里多了个公开的秘密：杨府的侧门，每天都排着长队，全是来求官的人。钱紧被调到侧门当差，每天的活儿就是给求官者登记，收他们的“拜帖”——其实就是装着银子的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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