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深秋的北京，砖塔胡同的黄土路被北风卷着沙尘，扑得人睁不开眼。钱紧攥着块粗布手帕，死死捂住怀里的油纸包——里头是刚结算的10块大洋，边缘磨得发亮，带着钱庄柜台的凉意。他蹲在胡同中段的老槐树下，看着斜对门那扇黑漆大门被推开，教育部的差役提着个蓝布薪资袋，弯腰递到穿藏青色长衫的男人手里。
那男人是周树人，钱紧搬来胡同三个月，只知道他在教育部当差，街坊们都喊他“周先生”。此刻周树人正低头道谢，长衫下摆被风掀起个角，露出里面浆洗得发白的衬裤。可等差役走了，他指尖捏着薪资袋掂了掂，转身时嘴角噙着的笑，让钱紧心里头“咯噔”一下——那袋子沉得很，绝不是自己这10块大洋能比的。
“周先生！”钱紧蹭地站起身，帕子还攥在手里，“您这月工钱到了？”
周树人抬头看见他，把薪资袋往袖筒里塞了塞，脚步没停：“是，刚送来。”
“多少？”钱紧追上去，声音压得低，却藏不住好奇。他这10块大洋是跑了半个月腿，给前门外的绸缎庄送了三十趟货挣的，刚够买五百斤糙米，够家里五口人嚼两个月。可周树人每天揣着本书去教育部，天黑就回来，不用扛货不用挨冻，凭啥拿高工钱？
周树人在自家门阶上站定，回头看他。男人眉眼清瘦，颧骨略高，眼神却亮得像淬了光：“三百块。”
钱紧手里的帕子“啪嗒”掉在地上。三百块？够买一万五千斤米，够在胡同口租个小铺面开杂货铺，够他老婆买十身绫罗绸缎——他张着嘴，半天没合上，直到周树人弯腰帮他捡起帕子，才讷讷道：“您这活儿……是金子堆的？”
周树人笑了，把帕子递给他时，指腹蹭过帕子上磨出的破洞：“不是活儿金贵，是读书读出来的。我在南京矿路学堂念了三年，又去日本仙台医专读了四年，回来考教育部时，上千人里只录了十一个。”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钱紧冻得发红的耳朵，“你送货虽累，可遇着雨天雪天，就断了进项。我这差事虽稳，可也得熬资历，不是一蹴而就的。”
钱紧似懂非懂地“哦”了一声，看着周树人推门进屋，黑漆大门“吱呀”一声合上，把砖塔胡同的风沙挡在了外头。那天夜里，钱紧躺在冰凉的土炕上，听着老婆在旁边抱怨“孩子的棉袄还没棉花”，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周树人袖筒里的薪资袋，想起男人说的“读书熬资历”，心里头第一次冒出来个念头：凭力气挣的钱，太轻了。
转年开春，钱紧果然遭了难。三月里连下了十天雨，绸缎庄停了送货，他没了收入，只能揣着仅有的两块大洋去当铺，把老婆的银镯子当了五块钱。可刚出当铺门，就看见周树人撑着油纸伞，从胡同口的邮差手里接过个信封，厚厚的，看着像装着汇款单。
“周先生，这是……”钱紧凑过去，雨水打湿了他的粗布褂子。
周树人把信封塞进怀里，伞往他那边斜了斜：“给《新青年》写的稿子，寄来的稿费。”
“多少？”
“千字两块，这篇五千字，十块。”
钱紧的嘴又合不上了。十块？抵得上他送半个月货！他跟着周树人往家走，雨水溅在裤脚上，却没心思擦：“写稿子这么挣钱？我也认识几个字，能不能写？”
周树人停在门边，伞沿的雨水滴在青石板上，砸出小水花：“不是写字就挣钱，是写有用的字才挣钱。我写的是《狂人日记》，说的是这人世间的病，读者愿意看，刊物才愿意给稿费。你要是为了挣钱硬写，凑字数、说空话，编辑不会要的。”
钱紧没听进去“有用的字”，只记着“千字两块”。当天晚上，他就着油灯，翻出儿子念私塾的《论语》，抄了段“学而时习之”，又瞎编了几句“读书救国”的话，凑够一千字，寄给了《新青年》。可等了一个月，只等来封退稿信，薄薄一张纸，上面写着：“文字空泛，无病呻吟，不予采用。”
他捏着退稿信，蹲在周家门口的老槐树下哭。周树人下班回来见了，递给他个热乎的芝麻烧饼：“我就知道你会试。你看这烧饼，得有面有芝麻有火烤，才能香。写稿子也一样，得有观察有想法有真心，才能成。”他蹲下来，指着退稿信上的批语，“‘无病呻吟’，就是你没见过真的‘病’，光跟着别人说空话。你每天送货，见着那么多掌柜、伙计、路人，他们的日子里就没故事？”
钱紧嚼着烧饼，眼泪掉在饼上。他想起绸缎庄的王掌柜，为了躲债半夜跑路；想起胡同口的乞丐，冻饿而死时手里还攥着半块窝头；想起自己当掉的银镯子，老婆夜里偷偷抹眼泪——这些都是故事，可他从来没想过写下来。
那天之后，钱紧不琢磨写稿子了，转而盯上了投机生意。1918年冬天，胡同口的张老板开了家肥皂作坊，说“洋人都用这玩意儿，准能赚大钱”，到处拉人入股。钱紧把这两年攒的200块大洋全投了进去，天天跑去作坊看进度，连送货的活儿都辞了。他总跟作坊里的伙计吹嘘：“等肥皂卖火了，我就开家大铺子，让你们都来当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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