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姓原县委书记被宣布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第十一天，渝复县行政中心三楼常委会议室的空调坏了。那台陪伴了不知多少场重要会议的老式柜机，像是骤然耗尽了生命力，散热扇无力地转动着，吹出的风裹挟着机器内部焦糊的气味，混着窗外18℃的天，在密闭的空间里翻涌成令人窒息的漩涡。
维修工老周拎着沉甸甸的工具箱，沿着陡峭的楼梯爬了三趟。他布满老茧的手熟练地拆卸面板，眉头却越皱越紧。最终，他摇摇头，用袖口擦了擦额角豆大的汗珠：“压缩机烧了，得换新的。这型号早停产了，得从省城调货，最快三天。”没人追问为什么三天——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栋楼里有些设备的“故障”，修起来总是“不急”。就像某些该查的问题，查着查着就“搁置”了；某些该动的人，动着动着就“暂缓”了。
窗外的鸟鸣被远方的空气揉碎了，黏腻腻地扑进会议室。玻璃幕墙外的阳光白得刺眼，将每个人的面容都照得通透，却又像蒙着一层雾气的镜子，映不出真实的底色。会议室里冷凝的肃穆与外界的燥热剧烈对冲，空气仿佛被拉出一根细弦，绷得发颤，随时会断。
县委书记周国栋坐在主位，深灰色的衬衫领口解开一粒扣子，露出泛着麦色的脖颈。额角沁着细密的汗珠，顺着刚毅的下颌线滑落，滴在摊开的组织部送来的干部调整初步名单上，晕开一小片浅蓝。他翻了几页，却一个字没看进去。李姓前任留下的烂摊子，像一块陈年污渍，浸透了整个渝复官场的肌理。
人事盘根错节，利益犬牙交错，不动则已，一动便是地震。他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第一页写下一行字：“用一次彻底的人事调整，终结旧时代，也只能用一次。”字迹刚劲，笔锋带压，仿佛要刻进纸背。墨迹未干，窗外一阵穿堂风掠过，掀起纸页一角，露出下面密密麻麻的名字，像一群等待检阅的士兵。
另一边，县长李建国也正谋划着自己的队伍。他是邻县成长起来的干部，曾任财政局长、县府办主任，常务副县长，深谙“财力即权力”的官场铁律。李姓书记被带走那天，他把自己反锁在三楼办公室整整六小时，桌上堆满了全县正科级以上干部的履历卡，翻得边角卷起，像被翻旧的扑克牌。他不是在回忆，是在“算账”。谁是谁的人，谁跟谁有利益往来，谁在项目审批中拿过回扣，谁曾在酒桌上吹嘘“李书记点头的事，没人敢拦”……这些碎片，他都记在心里。他不需要纪检报告，他本身就是一部活档案。
当晚十一点，他拨通了县委组织部长陈阳的电话，声音平静得像深夜的湖面：“明天开始，把近三年所有干部提拔、调动的会议记录，调出来过一遍。尤其是城建、交通、教育这几块。”陈阳沉默两秒：“李县长，这……是不是太早了？”“不早。”李建国轻轻放下茶杯，杯底与桌面相碰发出清脆的响声，“风暴已经来了，我们得在风眼里站稳。”
次日清晨七点，县委组织部三楼办公室，灯光彻夜未熄。干部科科长林小芸双眼布满血丝，刚把最后一份材料装订成册。她将厚厚的“蓝皮本”双手递给陈阳。
封面上印着黑体字：《渝复县干部调整建议方案（送审稿）》。
翻开目录，内容清晰如刀刻：
一、乡镇党政正职调整（14人）；
二、县直部门正职调整（12人）；
三、县属二级事业单位正职调整（6人）；
四、拟提拔副科（27人）；
五、拟进一步使用或转任重要岗位（9人）。
附件是整整68份干部任免审批表，每一份都附有近三年考核结果、民主测评得分、家庭主要成员信息，甚至还有匿名举报线索的摘要。
林小芸第一次看见这么多正科级干部的履历密集排布，像一排排等待检阅的士兵，整齐，沉默，命运悬于一线。
“明早七点前，把调整方案誊清，一式三份。”陈阳合上蓝皮本，声音低沉，“原件锁进保险柜，钥匙我亲自保管。”
林小芸点点头，又低声问：“陈部，名单里……有没有‘特殊照顾’的？”
陈阳抬眼看了她一眼，没说话，只是指了指自己太阳穴：“记住，组织原则，是这里定的，不是谁家客厅定的。”
就在组织部灯火通明的同时，一场无声的“公关战”已在县城各角落悄然展开。
县发改主任副王志远，是李姓原书记的远房表亲，虽未直接涉案，但风声紧后，他明显感到压力。他知道自己在“调整名单”上，大概率是“调整对象”之一。
他开始行动。每天清晨五点半，他准时出现在滨江公园跑步。穿的是阿迪达斯最新款运动服，戴的是华为智能手表，步频精准控制在每分钟170步——不多不少。因为他知道，县委书记周国栋有晨跑习惯，常在六点十分左右出现。
第三天，他终于“偶遇”了周国栋。“哎哟，周书记！这么巧！”王志远喘着气停下，擦汗时“不经意”露出手表屏幕上的“周书记同款路线”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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