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面对这三位雄主,我的“忽悠”策略竟是截然不同:
对曹操,是“顺势引导”,将他的奇思妙想包装成“深谋远虑”,重在“可行”与“利处”。
对孙权,是“精密权衡”,需提供扎实的利弊分析,让他觉得“划算”,重在“利害”与“稳妥”。
对刘备,则是“理想共鸣”,需紧扣“仁德”、“汉室”等大义名分,让他感到“认同”与“希望”,重在“道义”与“人心”。
奉孝听我大致说完,忍不住哈哈大笑:“公达啊公达,依我看,你不是谋士,你是个郎中,专治各位主公的‘心结’!曹公的‘奇思妙想’,孙权的‘多疑权衡’,刘备的‘理想焦虑’,到你这里,都能开出对症的‘方子’!”
我啜了口茶,苦笑道:“奉孝休要取笑。此乃乱世存身之道耳。与这些雄主打交道,若一味直言强谏,恐如田丰、沮授,徒惹杀身之祸。若阿谀奉承,又失士人本色。唯有洞察其心,顺势而为,方能既全其身,又稍济于事。”
“只是,”我放下茶杯,叹道,“与刘备、孙权,那都是多年前的短暂交集,是‘客卿’式的建议。如今各为其主,乃至敌对,他日若在战场或邦交上再见,怕是再无‘忽悠’的余地,唯有真刀真枪的较量了。”
阳光渐渐西斜,将窗棂的影子拉得老长。我知道,关于荆州和江东的谋略,不能再停留在回忆里。我铺开新的竹简,提笔蘸墨。
“奉孝,来,我们商议一下,如何能让刘玄德‘自愿’让出部分荆州之地,又如何能让孙仲谋觉得,与我们联合抗刘,比与刘备联合抗曹,更‘划算’一些。”
这一次,不再是客卿式的建议,而是谋士间的筹算。这“忽悠”的功力,得用在更宏大、也更危险的棋盘上了。只是不知道,面对如今已是一方雄主的刘备和孙权,我这点道行,还够不够用?
或许,下次再见孙权,该跟他聊聊他当年那双审慎的碧眼?还是该跟刘备回忆一下小沛时他把酒言欢的“知遇之恩”?
算了,这些陈年旧事,只怕他们早已不记得。还是着眼于当下,想想如何为曹公,也为自己,在这乱世中,谋一个更好的未来吧。
这忽悠之路,道阻且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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