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面对这三位雄主，我的“忽悠”策略竟是截然不同：
对曹操，是“顺势引导”，将他的奇思妙想包装成“深谋远虑”，重在“可行”与“利处”。
对孙权，是“精密权衡”，需提供扎实的利弊分析，让他觉得“划算”，重在“利害”与“稳妥”。
对刘备，则是“理想共鸣”，需紧扣“仁德”、“汉室”等大义名分，让他感到“认同”与“希望”，重在“道义”与“人心”。
奉孝听我大致说完，忍不住哈哈大笑：“公达啊公达，依我看，你不是谋士，你是个郎中，专治各位主公的‘心结’！曹公的‘奇思妙想’，孙权的‘多疑权衡’，刘备的‘理想焦虑’，到你这里，都能开出对症的‘方子’！”
我啜了口茶，苦笑道：“奉孝休要取笑。此乃乱世存身之道耳。与这些雄主打交道，若一味直言强谏，恐如田丰、沮授，徒惹杀身之祸。若阿谀奉承，又失士人本色。唯有洞察其心，顺势而为，方能既全其身，又稍济于事。”
“只是，”我放下茶杯，叹道，“与刘备、孙权，那都是多年前的短暂交集，是‘客卿’式的建议。如今各为其主，乃至敌对，他日若在战场或邦交上再见，怕是再无‘忽悠’的余地，唯有真刀真枪的较量了。”
阳光渐渐西斜，将窗棂的影子拉得老长。我知道，关于荆州和江东的谋略，不能再停留在回忆里。我铺开新的竹简，提笔蘸墨。
“奉孝，来，我们商议一下，如何能让刘玄德‘自愿’让出部分荆州之地，又如何能让孙仲谋觉得，与我们联合抗刘，比与刘备联合抗曹，更‘划算’一些。”
这一次，不再是客卿式的建议，而是谋士间的筹算。这“忽悠”的功力，得用在更宏大、也更危险的棋盘上了。只是不知道，面对如今已是一方雄主的刘备和孙权，我这点道行，还够不够用？
或许，下次再见孙权，该跟他聊聊他当年那双审慎的碧眼？还是该跟刘备回忆一下小沛时他把酒言欢的“知遇之恩”？
算了，这些陈年旧事，只怕他们早已不记得。还是着眼于当下，想想如何为曹公，也为自己，在这乱世中，谋一个更好的未来吧。
这忽悠之路，道阻且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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